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境迁——始于“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的思想史考察

发布时间：2021-04-30

　　摘要:聚焦于思维方式境迁，对当代中国“体育本质”重新发问。凝聚体育哲学学者在体育之所“是”与所“在”上的争议，彰显当代体育哲学论战背后的“分析式”与“存在式”2种思维方式的此消彼长。发现：左右体育哲学学者思考的是深匿于概念定义、理论阐释与争议中，以特定哲学理论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其间呈现一条从“西方逻辑”向“中国智慧”迁移与融汇的过程。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近现代康德之后的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分别对古希腊竞技理念、当代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产生西方逻辑下的体育哲学“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随着西方逻辑的解释乏力与概念困境的出现，中国体育哲学汲取西方体育哲学理论成果并兼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初步形成“知行合一”特色体育哲学的“智慧式”思维方式，进一步促发了对体育学与哲学关系的反思，并形成新的体育哲学概念与理论系统。

　　关键词:体育哲学;体育本质;思维方式;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对体育本质的思考与争论不仅是体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出发点，也是展现体育哲学学者们话语背景、知识结构的载体。由此可知，体育本质呈现为体育哲学的一个理论主题，对体育本质进行讨论的思想史过程呈现了体育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变迁。基于前者——将体育本质视为理论主题的体育哲学研究已凝聚了数代体育哲学学者的匠人之心，然基于后者——对思维方式的思想史考察却鲜见于体育哲学研究中。

　　将体育本质从“理论主题”的讨论迁移至“思维方式”的考察由哲学理论工具以及体育哲学论域的时运变迁所致。自20世纪70年代始，学者们针对“体育是什么”的交相辩难展现了其对体育本质的持续追问，以概念界定的形式充分呈现了作为理论主题的体育本质的研究特征。时隔30年后的2019年，重释体育概念又开始萦绕在学者们的笔尖与心际，并在新的话语背景下凝聚成对体育本质的新论辩模式。若要既延续体育本质在体育哲学研究中的核心价值，又规避以往体育哲学研究中的积习，且兼顾“当代”与“中国发问”的时代与文化意义，则需进行基于“思维方式”的改弦易张，转变论析的方向，将论辩置于“宽口径”的哲学理论框架与“深切口”的思想史追溯中进行阐释，以期突破困境，打开体育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1“体育本质”的当代中国发问及思维方式解析：体育之“是”与体育之“在”的相争与相融

　　2019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5期的系列特稿“体育概念及其价值功能的再认识”已隐含论辩方式的悄然转移：一方面将“体育是什么”的概念讨论问题展开为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将2种论调等量齐观。一方学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探索体育的本质，即给体育界定概念，对体育的功能作出解释”[1]，其中“体育的概念是对体育本质认知的概括，是思维的基本单位，不仅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构建逻辑一致的体育科学体系，形成学术共同体，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对体育运作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学者承认，体育概念作为“术语”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对它的解读、转述与应用无疑处于历史性与个体化的变动之中，所以将对体育本质的讨论总结为：“体育概念问题的讨论必须始终紧密围绕鲜活的体育实践及其带来的问题而展开，至于其延展开来的作用、功能、价值等问题恐怕将是一个永续的话题。”[2]在这次论辩过程中不难发现，一方学者仍然坚持“体育本质”是维系“体育功能”“体育科学体系”“学术共同体”的逻辑核心，另一方学者则将“体育本质”归结于形成体育概念的“术语”与“集体记忆”等各种变动因素。前者坚守逻辑阵地对体育本质“言之凿凿”，后者却依旧将体育本质的讨论归于“以待时日”的话语分析。

　　乍看之，本次“重释”的论辩方式难以形成传统理解中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前者倾向于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在逻辑上是收敛和封闭的，而后者指向对体育展开哲学分析的方式、方法进行讨论。进而视之，两者间其实呈现了对体育本质的2种思考方式：前者追问体育本质之所“是”，在层层递进的逻辑基础上，“体育的概念”符合“体育的本质”的设定，而“体育的功能”“学科体系”“学术共同体”等都是在符合前者基础上的逻辑延伸，俨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式”思维方式;而后者的思维方式迥然不同，无论将体育概念视为“术语”还是“记忆”，都是将体育本质落于人类的思维过程中，将其视为一种思维现象的铺陈，显然是追问体育本质在人类思维中的所“在”，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式”思维方式展示了人类知觉世界的方式。足见，无论是追问体育之“是”的“分析式”思维方式还是回答体育之“在”的“存在式”思维方式，与其说给出了2种体育本质的规定方法，不如说呈现了针对体育本质的基本思维方式。如果将两者视为非此即彼，必取其一的做法无疑依旧重复传统的体育本质与体育概念的辩论。

　　虽然两者的论点格格不入，甚至不在一个论域之中，但如果跳出两者陈述的差异，将追问“是”与“在”都被视为人对体育本质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则能形成全然不同的思维导向：第1种是整体性思维导向，人的思想具有整体性，既包含概念的定义、范畴的划分等可明言之处，也包含术语形式、话语模式和社会历史变化背景等不可明言的内容，两者共同融入人类思维的整体之中。当展开了对“体育本质”的发问时，概念化、系统化、抽象化的“分析式”思维方式与描述性、日常性的“存在式”思维方式是共存的，这就为体育哲学的分析带来了积极的转变。在对体育本质进行界定时的种种元素，如体育教育(physicaleducation)、运动(sport)、身体活动(physicalactivity)等的内涵都可被理解为在一种特定思维方式下对体育本质的一种理解与解析形式。研究者需回归的是形成某种理解形式的思维方式，而非纠缠在语言与概念“游戏”之中。第2种是如果就哲学理论本身而言，受地域、学派与时代所制约，众多理论既会相互支持和延续，亦会相互驳斥与批判，使哲学理论在体育哲学中的引入往往是分而治之的。在思维方式的统摄下，交相辩难和文化区隔的哲学理论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即可规避不同学派理论间的异见隔阂，如存在主义学派往往拒斥本质主义之说，但“拒斥本质”本身就是思考本质问题的一种方式。中西哲学之辩本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议题，但当代体育本质发问又极具中国的文化场域特征，因此，应将中国哲学与中国体育哲学的思考汇入学者对体育本质的思维方式之中，在哲学思想史与中国论域融合下形成新的分析通道。

　　2体育本质的“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线索与定位

　　“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之争同样存在于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呈现、阐释当代哲学争议的缘起与现状，为剖析当代体育本质说背后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哲学思想史线索与定位。

　　2.1思想源始：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在思想源始上并不割裂，都起源于一种人们较为熟悉的“符合论”哲学真理观，它的形成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作为一位“伦理实践家”，苏格拉底“第一个认识到理性的普遍方法的必要性”，即“通过沉思对自身进行澄清的方法，这种沉思是以作为一切最终有效性之最初源泉的确真自明性完成的”[3]40，而柏拉图将其转化为一种“作为有关真正生活实践之科学理论的那种真正科学的表达和系统的展开”[3]41。亚里士多德则将前两者的伦理学与科学论描述转化逻辑学的真理观语言，论道：“……我们把在现实中结合着的东西在思想中结合起来，把在现实中分离的东西在思想中分离开”[4]45，“真理就在于‘知性与事物的符合’即判断着的思维与现实相符合”[4]46，实现一种现实与意识之间的符合关系。从以上3位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看出，虽然“符合论”是一种逻辑学式的描述，却蕴含着将个人生活、科学思维与逻辑论证相融合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康德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对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进行了改观，将现实与意识的符合关系转变为实在与意识的符合关系。康德认为：“对实在的认识并不在于将超越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这个所谓的‘真实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只有当宇宙不再是超越意识的实在，而是先验主体的产物时，我们能够做出有关这个宇宙的准确而又不依赖于经验的陈述这一点，才成为可以理解的”[4]17。可以看出，康德对于实在与意识间关系的论述打破了原有“符合论”真理观中的现实与思想相互符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将“真实”定位于“我们自己”这个先于经验的主体身上。康德在古典时代“符合论”中的“现实”与“思想”均衡的“天平”中倾向于“思想”一侧。这导致在确知真实或概念定义时，人所倚重的是来自时空观的直观能力与悟性。但与其说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是一种理论创建，不如说更在于后人对其的传承、发展与批判。缪勒认为，现代哲学对康德理论形成了3种形式的发展：第1种是肯定式的，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第2种与第3种都是论战式的，前者包括布伦塔诺等人，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自明性学说替换康德的形式主义学说，后者则是指“现代经验论和分析哲学对康德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往往认为，“所有的综合陈述都是经验判断，他们必须由经验科学检验。哲学已经不再能与专门科学并列地做出关于实在的、有牢固基础的、能加以论证的陈述了。它必须回到逻辑学、科学理论和基础研究领域中去”[4]17。

　　可见，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出发，历经康德的理论改观，哲学真理观更多地求诸自身，在人类意识的内部讨论本质问题。这同时也为体育本质观做了一个重要文明史与思想史的区隔，即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至古希腊时代的诸多哲学理论都是与古希腊竞技而非当代体育处于一个思维方式背景下的，经过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后的现代哲学对康德的批判发展后形成的诸多哲学理论与体系，则与当代体育共享同一个思维方式。

　　2.2“分析式”思维方式的哲学背景：从“分析主义”到“实用主义”

　　“分析式”思维方式以分析哲学为主要特征，其很难被界定为一种特定的哲学理论，而是涵盖了现象学主义、物理主义、日常语言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等，内部存在具有一定差别甚至相互批判的理论支脉[5]。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要求“首先建立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逻辑规则体系”，“认识者的任务除去规定纯粹逻辑的领域之外，主要是研究同关于实在的经验知识相关联的问题”[4]37-38，而“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分析哲学首先相信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达到对思维活动的哲学解释;其次相信只有以这种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才能达到一种广泛的解释”[6]4-5，所以它“即使不是一个学科，也绝不会仅仅是一种方法，它至少还是一种运动，一种思潮”[6]4。分析哲学对体育哲学的影响正是源于这种思潮的方式——“热衷于找寻基础性的事实先于(而不是)对细微经验或付之于经验手段;热衷于发现‘先验’条件;倾向于将差异扩大成极端，如寻找原则性差异或将逻辑内涵一以贯之;倾向于构建清晰的边界，经常寄希望于在形成一定数量的具有一致排斥性的清晰选项;沉迷于精确化，尤其那种与数学相关的方式”[7]。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也承袭了分析哲学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上的主要观点及主要方法，如皮尔斯认为：“实用主义信条遭遇质疑时往往会诉诸延续性、权威、先验直觉和科学方法”[8]67，所以在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和杜威看来，科学方法就是基于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呈现经验主义的色彩。它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研究源发于“让我们的头脑更清晰”，认为“意义是由它所导向的习惯确定的”[8]67。

　　由此，讨论逻辑、分析语言、寻找事实、探究意义成为以“分析式”思维方式对体育本质进行阐释的思维线索与分析方法，具体体现为“分析主义—实用主义”分析模式。

　　2.3“存在式”思维方式的哲学背景：“现象学—存在主义”转化与思想史方法

　　“存在式”思维方式的哲学背景与“分析式”大相径庭，它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及之后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对康德理论所做出的肯定式回答，强调“内在先验论”，即存在一个“全部实在的主观一致”的“被先验净化了的意识”[4]18。它通过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转化将“分析式”思维方式中对“是”的追问转变为对“在”的回溯，走向一种视界融合的思想史分析方法。

　　2.3.1“现象学—存在主义”转化

　　与“分析式”思维方式相似，“存在式”思维方式也从回答“体育是什么”开始，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在“存在式”思维方式中对概念的分析并不将其视为一个抽象概念之问，而将其视为一种人类语言陈述。陈述凝聚成意义，根据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论述，“在真正认识的情况下，纳入陈述中的一切意义都能得到其直观的充实。但是属于这种意义的，不仅有指示具体事物或这些具体事物的特征的意义，而且还有系词‘是’所表达的存在，此外还有形式词‘和’‘或者’‘某一个’‘不’等的意义”，以“铅笔是红的”为例，“‘红的’和‘是红的’所意指的是一样多”[4]105。由此，“体育是什么”需要转化为3个部分，即主语“体育”、系词“是”、宾语“什么”。基于现象学理论，正是系词“是”才能更明晰地展现主体意识的特征。海德格尔对此展开了极为详细的分类：“席勒是《华伦斯坦》一书的作者”，这里的“是”是“同一性的意义”;“席勒是一位诗人”中的“是”则是“物和属性的关系，或从外延方面说，是用来表达要素和类的关系”，但与“狮子是野兽”完全不同，因为它与“狮子们是野兽”意思相同，这里的“是”则是“一种属性和包含着它的另一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是”还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情态句，如“明天下雨是可能的”，或是解释的，如“这是淡紫色的”，或是同意的，如“事情就是这样的”[4]220-221。在这一层意义上，如果回到追寻确定的“体育是什么”，更符合的是“一种属性和包含着它的另外一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但对它的分析不能止步于逻辑上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需要深入人的存在社会和历史的具体存在方式中探析陈述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

　　海德格尔基于存在主义肯定了人的认识行为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联。“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唯有它才是基本问题，那么就须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本身做一番适当的透视”，而“发问不仅包含有问之所问，而且也包含有被问及的东西”，所以“作为一种寻求，发问需要一种来自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的事先引导”[9]9。“审视、领会与形成概念、选择、通达，这些活动都是发问的构成部分，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些发问者本身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9]12，基于此，海德格尔继续论道，只有“向着世界的方式并且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样式，才可能以明确的形式‘观察’如此这般照面的存在者”。同时亦指出，“知觉的完成方式是把某某东西看作某种东西，把它作为某种东西来谈论，在解释这种最广泛意义的基础上，知觉就变成规定。被知觉的东西和被规定的东西可以在语句中被说出，于是就作为这样被道出的东西保持和保存下来。有所知觉地保持关于某某东西的命题，这本身就是在世的一个方式”[10]。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从“某某”到“某种”的过程，描绘了人的认识是从“知觉”历经“语言”到以命题的方式被保存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就形成了视界融合的思想史分析方法。——论文作者：高强1，2，许浩南1，2，程一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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