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语境下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话语、逻辑与路径
发布时间：2021-02-27
摘要:[目的/意义]以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新文科建设背景和要求为问题情境，梳理学科独特性有助于明确交叉融合出发点，有助于在国际舞台构建话语影响力。[方法/过程]结合世界范围内LIS学科发展轨迹，运用历史分析和演绎分析等方法梳理学科发展的逻辑架构，据此反观学科演化和可能的走向。立足当前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回应新文科建设的关切。[结果/结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是图书馆学学科核心使命;该定位在包容图书馆职业和事业话语的前提下，进一步构筑学科拓展发展空间，构成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基石;我国LIS学科在维护学科统一性、合法性和认同感的前提下，在积极培育新生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同时，LIS学科的独特性应当得到强化。
关键词:新文科图书馆学图书馆信息学学科建设
1引言
在当前时期，“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学科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应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建设路径甚至教育改革等方面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新文科”作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自上而下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重点工程之一，尽管当前在概念和内容方面尚未形成严格一致的清晰界定，但这并不妨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将其作为驱动力进行学科建设和改造。关于“新文科”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方向至少在如下方面取得了共识，例如，关注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学科体系的中国特色、加强中国学科在世界学科体系中的话语构建作用等。
学科使命是否契合社会需求，同时其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核心知识体系是否得到传承，是学科能否需要存续的前提。一个学科，如果社会仍然需要它，就应该得到尊重和发展。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学科发展要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由从事相应领域科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推动;专业设置受到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和指导，由从事对应领域的知识传递、技能培养等教育过程利益相关主体推动;与学科、专业相关的社会职业，由从业者通过对科学研究领域的知识贡献应用，对教育领域的人才吸纳，并向科学领域和教育领域提供必要的反馈。学科、专业与职业三者构成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
传统意义上，图书馆学被视为关于图书馆的学问，由此隐含着如下隐喻：图书馆运营和事业发展是图书馆学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图书馆学专业将图书馆学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受教育者，为这些受教育者从事图书馆职业提供支撑。这种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确实是符合图书馆学学科、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职业三者关联事实的[1]。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社会功能主体开始与图书馆分享相同或相似社会职能;图书馆学学科的关注点也不应该再仅仅聚焦在图书馆业务或事业的层面，而是应该扩展到与图书馆信息职业使命履行相关的科学问题上;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不再是仅仅面向图书馆职业就业，图书馆职业所需要的人才也不仅仅局限在由图书馆学专业来培养。
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大类招生背景下图书馆学专业生源萎缩等现实困境，图书馆学学科在“新文科”建设大潮中如何寻求自身定位及发展路径，是事关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和长远问题。面对“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要求，图书馆学无法对这个指挥棒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置若罔闻，通过重新审视学科的视野和定位，在新环境下寻求学科的生存发展根基以及如何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或者培育新兴学科，是目前摆在学科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现有学科门类和结构不作颠覆性调整的前提下，我们仍然需要尊重现有学科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并以此作为学科交叉融合及新学科培育的出发点。话语，使得特定认知得以表达，并且话语一旦形成便会携带相应的权力，进一步强化与之兼容的话语并排斥与之不兼容的话语[2]。本文尝以从当前新文科建设相关政策话语分析(而不仅仅是政策解读)为基础，以图书馆学学科为对象，结合对其学科发展逻辑梳理，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讨论图书馆学可能面临的话语选择和融合路径选择。
2“新文科”的政策话语
世界范围内“新文科”运动的推进，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中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人文学科危机”[3]，即学科人文精神的缺失危机。相比之下，我国当前推进的“新文科”建设拥有比世界范围内“新文科”运动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推进“新文科”建设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推动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政策之一，其政策对象是“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涵盖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门类)，侧重点在于通过“立新”来凸显这一轮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定位。正如相关学者解读[4]的那样，该政策包括“全球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背景，其主要途径囊括“突破传统文科思维模式”“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等方面，目标表现在“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传统文科更新升级”“学科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等方面。简而言之，“新文科”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主导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国家工程，其根本目标除了在高等教育领域之外，还特别强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教育、服务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构建和影响力。这种政策话语携带的力量远远超过单纯的学术话语，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无视这种宏观话语的力量，都必须认真评估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和发展策略。
本节通过对来自教育部等主管部门的官方文件及相关学者的解读文献开展分析，着力厘清“新文科”建设相关政策所蕴含的表层话语与深层意涵，以期尽量避免造成对相关政策的片面解读甚至误读。
关于“何以为新”。“新文科”政策话语强调“新”，实质上强调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具体表现在人文精神主题变化[5]、学科交叉融合[6]、教育方式和学习方法[7]等方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主体不得不将学科做出“新”“旧”(或至少是“传统”)的区分，同时隐喻后者需要接受改造、重组甚至被抛弃。事实上，对于判断新旧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学科视为前者，将现有的学科或交叉融合的母体学科视为后者。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图书馆学显然很容易被归入传统学科或者旧学科而成为不得不接受改造的对象。
关于目标与手段。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等是手段，旨在实现学科内涵式发展和世界话语体系的构建。但是，由于交叉、融合、新兴等指标与内涵式发展相比，具有更加易于彰显的特征，从而在政策解读和落地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将手段作为目标的倒置处理。以追求交叉、融合为目标的学科改造过程，更容易取得易于观测的显著成果。
关于中国特色与世界话语。“新文科”建设明确提出了将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的抱负。这种抱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声音、创新中国理论和开拓中国未来等多重责任。与世界话语接轨，是将中国特色成果推广出去并提升影响力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清醒认识，政策话语中对中国特色的强调与对世界话语的关注不仅不是互斥关系，而且是紧密相关的互补关系。
关于综合性与独特性。新文科强调学科融合和综合性，这是对面向现实问题的教育模式的关照。为了共同关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学科之间需要打破壁垒，但这不意味着学科要放弃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的本质属性。与之相反，学科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不仅不是学科壁垒本身或者造成学科壁垒的根源，而且是学科彼此寻求融合的出发点。
关于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新文科建设强调面向新问题，尝试构建新理论新方法，其前提是基于传统文科知识积累，主动寻求服务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需求导向下相关问题情境中的实践意义[8]。
正如《新文科建设宣言》[9]所表明的，新文科建设要坚持尊重规律、立足国情、守正创新和分类推进的原则，在明确总体目标、强化价值引领、促进专业优化、夯实课程体系、推动模式创新、打造质量文化等方面构建高水平文科人才培养体系。
3LIS学科的多维度发展逻辑
本文中，图书馆信息学(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下文简称LIS)作为融合传统图书馆学(LibraryScience)与来源于文献学(Documentation)的信息学(InformationScience)的融合学科，并非我国当前学科目录中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合并简称甚至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代称。在世界范围内，LIS学科源于传统图书馆学(LibraryScience或Lib⁃rianship)，在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保持开放包容性而不断吸收新技术以实现自身的学科使命，与肩负相同使命的相关学科寻求融合。在我国，学科目录体系中并不存在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LIS，与之最为密切相关的二级学科是图书馆学，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还是作为科学研究领域，除了具备世界LIS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将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知识体系融入其中，并在近些年的学科发展实践中形成了诸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中国特色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LIS学科天然具有“新文科”特征，并且具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发展空间。
3.1概念维度
人们对图书馆学和LIS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什么样的外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几乎都认同这一学科与图书馆存在密切关系，图书馆学萌芽于古代图书馆事业。来源于古代图书馆的问题萌芽、机构萌芽和业务萌芽[1]孕育着不同的学科视野，在古代图书馆时期，三者的价值及对应的学科几乎是等同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图书馆分享相同或相似职能的功能体出现，机构萌芽和业务萌芽所对应的学科视野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在图书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有学者试图跳出图书馆机构视野来看待图书馆存在的理由，例如,谢拉(JesseH.Shera)将图书馆视为社会交流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交流的需要[10]。在社会交流系统中看待图书馆,有助于将学科进一步延展到更加宽广的视野。谢拉所说的“交流”即人们彼此之间表达并传递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符号、声音、文字、图像等集合即数据。数据负载着要表达和交流的内容，即意义。一系列数据与特定意义的结合体即信息[11]。数据和意义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割的，例如可以采用不同的数据来表达相同的思想(意义)，例如汉语“我爱你”与英语“Iloveyou”;在忽略意义的前提下，数据可以单独作为处理对象和处理结果输出，例如将“南开”作为检索词输入简单字符匹配的检索系统中，检出结果可以包括“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区”这样与检索意图相关的对象，也可能检出包括“河南开封”这样显然不符合检索意图的结果。为了突破意义分享的时空限制，人类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如文字)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意义记录在载体(如石刻、壁画、纸张等)上面，就形成了文献(信息与载体的结合物)。出于对文献集中保管的需求，文献收藏处所(最早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得以产生。当文献达到一定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对应的文献收集、组织与整理的专业化工作也就应运而生(如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12)。]
由上述梳理可知，图书馆学尽管在字面上是以图书馆作为对象的科学，但必须借助数据、意义、信息、知识、文献等基础概念才能形成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链条。古代图书馆为收集、保存、组织与利用当时的文明成果提供了保障;当代社会，信息作为海量离散且模态多样的资源，保障其有效查询和获取，需要更多功能体的专业化协同参与。与之对应的学科理论体系也必须包含足够的理论要素，为信息查询和获取的相关科学问题提供解释力。
3.2历史维度
图书馆学，在孕育与发展过程中与图书馆存在不言而喻的紧密联系。因此，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也经常被限定在有关图书馆机构或者图书馆业务的视野范围之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图书馆学被视为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在“图书馆学”这个名称正式诞生之前，早期图书馆职业已经在不同载体的文献收集、保存和检索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世纪，施莱廷格(MartinW.Schrettinger)将图书馆学界定为以藏书整理为核心的领域[13]，该界定对后世图书馆学聚焦于图书馆机构和业务的知识体系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与图书馆机构运行和业务发展并行的相关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目录学(Bibliography)作为超越个体图书馆业务的书目编纂研究领域，一批专业化目录学家(非图书馆员)开始聚焦于专业化目录问题。与此同时，书商等群体为了更好地推进图书销售也开始在书目组织方面贡献知识和技能。这些图书馆机构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实质上在为传统图书馆学的知识体系贡献智力成果。与此同时，以书目组织和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得到发展，并促进了信息的生成、记录、传递、组织和利用方式的转型[14]。奥特勒(PaulOtlet)等人意识到了文献学与图书馆学拥有共同的使命，但前者致力于保障科技信息的查询和获取，比后者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15]。直到19世纪60年代，文献学最终演化为情报学(InformationScience)，并且得到快速发展。情报学将信息置于核心位置，其对象包含但不局限在图书和文献领域;情报学大量吸收借鉴来自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使其在信息保存、组织、整理等方面拥有更强的工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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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录学、文献学以及情报学等领域，都与图书馆学实际分享相同或相似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旨趣，并且有诸如奥特勒等学者推动其走向融合。最终，图书馆信息学作为一个融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得以确立。这是图书馆学第一次在彰显和保持自身独特性前提下做出的融合尝试。21世纪初以来，在iSchool运动等推动下，国外LIS选择了淡化LIS独特性前提下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策略，主张LIS学界在iSchool致力于建设的iField中重新寻求身份认同[16]。
3.3中国维度
从图书馆学作为学科名称引入中国以来，这个学科结合中国实际情境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主要源于美国，如杜定友在1925年对“原理”和“应用”的强调[17]。图书馆学不仅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馆内”科学，它也会变成社会人群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论[18]。
王子舟[19]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程梳理发现，在21世纪之前中国发生过三次“学科高潮”：首次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表现为20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制度引入中国，融合中国古代开放的藏书思想形成近代图书馆理论基础。20世纪20～30年代，伴随图书馆事业发展和业务复杂化，专业人才匮乏催生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同时，图书馆协会成立也在客观上促进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协调发展。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图书馆学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地位。第二次为1955～1965年期间，新政权建立后对新的意识形态建设需求，客观上成为图书馆学理论更新的外部动力，形成一批凸显意识形态和面向微观业务的图书馆学成果。第三次为“文革”后至20世纪末，学术环境开放和国外先进成果为图书馆学发展提供了高水平参照，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内容应运而生。情报学从图书馆学分离并作为独立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图书馆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态势显著。我国学者提出了知识交流[20]、文献信息交流[21]、情报交流[22]、信息资源管理[23]等不同学说，丰富了图书馆学概念体系的多样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公共图书馆事业及相关创新性实践为我国图书馆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由此形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是1949年以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政府主导、社会覆盖、技术引领、地区协同、社会共创、融入全球”[24]特色发展道路新的制高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理论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具有开拓性意义。
3.4时代维度
大数据、智能化的技术背景和经济社会政治挑战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数智”成为新时代的典型标签之一。由于当代信息环境呈现出海量、分散、多模态、复杂多变等特征，使得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问题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与图书馆分享职能的功能主体在数量、类型和服务能力方面获得更加深入的发展，一方面对传统图书馆的替代性效应进一步增强，也加剧了当代图书馆业务不断更新换代加速升级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创新和应用创新能力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学科建设必须立足新的社会需求去迎接新的挑战。
无论是LIS科学研究、专业教育还是社会服务，“数智”技术驱动的特征都更加凸显，必须与新兴技术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如何加快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构建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持续的影响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如前所述，LIS学科以数据、信息、知识等基础概念为出发点构建了完整的概念体系，在这场变革中理所当然积极迎接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挑战[25]。——论文作者：樊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