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

发布时间：2021-02-24

　　摘 要：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12—1929年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1930—1937年以“中国化”为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1938—1949年以战后恢复为主要特征的调整阶段。分析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特征，体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实践研究、教育学人的探索以及教育的历史自觉。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应朝着以下趋势推进：关注政策法规，契合时代诉求;理论联系实践，拓展研究领域;重视吸收与借鉴，创生理论成果;培育内在力量，创建中国学派。

　　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发展演变

　　学术研究是“一种极具创造性和系统性的工作(劳动)，以增加知识存量或者把现有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对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全面了解该时期本领域的发展现状，对现阶段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1] 民国时期，广大职业教育家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形成了丰硕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仅有部分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制度、思想变迁进行了研究。①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期刊论文、著作展开计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发展脉络、特点，梳理其建设成果，以对当前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形成镜鉴，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

　　当前主流的数字化民国文献数据库主要包括大成故纸堆民国期刊与图书、上海图书馆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民国图书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资源库等。通过以上数据库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鉴别和文字整理，共收集学术类民国图书55本，单条期刊文献469条，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概况、脉络及特点逐渐清晰起来。

　　一、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发表论文量是衡量某学术领域学术信息量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该学术领域某一时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主要以发文量的起伏变化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文献的分布情况 如图 1 所示，呈倒“U”型特征。即先曲折上升、后快速增长、再显著下降。据此，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划分为1912—1929年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1930—1937年以“中国化”为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1938—1949年以战后恢复为主要特征的调整阶段三个阶段。

　　(一)以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初建阶段(1912— 1929年)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发生的过程。作为一门从国外引进的学科，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也有其发生的过程。[2 “] 职业教育”这一名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 1904 年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教习》一文，以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为标志，职业教育学正式引入我国。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突出表现为模仿性。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从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1912—1929年共发表期刊论文 138 篇，仅占全部期刊文献的 29.4%，平均每年发文量仅为8篇。可见，在此期间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研究成果较少。

　　第二，对职业教育的传播主要以留日、留美学生对日本、美国职业教育著作的引进与模仿为主。一方面，1912—1929年译介日本、欧美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可谓是一大风尚。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是我国第一本职业教育学译著，朱元善编译的《职业教育真义》、顾树森编译的《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译作。另一方面，1912—1929 年“模仿”成为职业教育研究者试图在中国开展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在大量翻译的过程中，职业教育研究者通过对原作推敲、涵泳、变通，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改造，开始自己模仿、编写中国的职业教育学著作。如，1923 年邹恩润在其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编译赘语”中明确指出，“本书是根据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况》并参合其他英文著作，斟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编写而成。”[3]

　　第三，专门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团体的成立，为引进国外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打造了平台、凝聚了力量。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4] 成立之初，各类学术研究团体召集志同道合之人，开展职业教育实践及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引进西方职业教育著作、思想及实践，以期实现“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

　　第四，教育学术期刊是专门刊布教育研究成果的刊物，也是衡量教育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和反映教育学术发展水平的晴雨表。[5] 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团体通过创办教育学术期刊，来引进、宣传国内外职业教育理论。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国职业教育史上第一本专业性期刊《教育与职业》。但因刚刚起步，刊物出版数量不稳定，内容更多倾向于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以及中国研究者的模仿之作。

　　(二)以“中国化”为主要特征的探索阶段(1930—1937年)

　　中国职业教育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日益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源自西方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必然会与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产生某种摩擦或张力。因此，如何使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成为这个时期广大职业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这一阶段，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更加契合中国本土的职业教育实践。

　　第一，从论文的数量来看，1930—1937年共发表期刊论文218篇，占全部期刊文献的46.5%，平均每年发文量达到27篇;出版著作19本，占全部著作的34%。可见，在此期间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多，1935年全年发表期刊论文数量高达45篇。

　　第二，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不仅从认识，而且从行动上改变了早期那种基本以翻译介绍为主、述而不作的做法，更加注重联系中国的教育实践。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对原著的体系、结构、基本内容的照搬，而是在斟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理解来阐发观点，[6] 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的定义、目的、农业职业教育、职业指导等方面。特别是以黄炎培、江问渔、陈选善、顾树森、何清儒等为代表的研究者，深知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外来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无法裨益于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尝试突破模仿的态势，探索并推进具有中国生命力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如陈选善主编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践》堪称当时国内最完备的职业教育专书。黄炎培的《怎样办职业教育》中提到，“中国职业教育欲摆脱对西方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强大依赖性，就必须考虑本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扎根中国实践，开展职业教育学术研究。”[7]

　　第三，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团体迅速发展，对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助推日益凸显，尤以中华职业教育社最具影响力。中华职业教育社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对国内外职业教育进行调查，力求获得更多研究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问题域和材料源;召集专家会议，引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服务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鼎盛时职教社成员高达 23 114 人，几乎囊括了全国范围内对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有兴趣的研究者、实业界知名人士和众多一线人员，有助于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社会关注度、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推动了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中国化。[8]

　　第四，职业教育专业刊物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摸索，逐渐走向稳定和成熟。其中，《教育与职业》是我国第一本职业教育专业期刊，汇集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实践和众多职业教育家思想，代表性极强。在这段时间里，《教育与职业》加强了对农业改革和指导、女子职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教育的研究。[9] 此外，中国开放度的增加，中外交流的频繁，出版事业的兴盛等，加快了国外最新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的传播速度。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已经在自我思考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和西方职业教育研究者的平等对话。[10]

　　(三)以战后恢复为主要特征的调整阶段(1938—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河破碎、经济凋敝，但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并没有停滞，而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积极调整工作重心，适应战时的需要。

　　相关期刊推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一份综合性中文期刊。主要有职教要闻、专稿专访、综合管理方略、课程教材、教研与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与探讨、职业指导、职业培训、高等职业教育等栏目。

　　第一，从论文的数量来看，1938—1949年共发表期刊论文113篇，占全部期刊文献的24%，平均每年发文约 10 篇;出版著作 11 本，占全部著作的 20%。可见，在此期间受战争影响，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成果偏少。

　　第二，重点关注战时职业教育问题、战后职业教育的恢复及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职业教育学的回顾。如孙连运在《战时职业补习教育之重心与动向》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一时期职业(补习)教育的重心，应该绝对确定地放在工农事业基础。”[11] 何清儒于1941 年出版的《职业教育学》一书内容比较丰富、体系比较完备，是我国第一本以“学”命名的职业教育学著作，更是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知识、经验的一次回顾梳理，学术性较强，对我国今天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12]

　　第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团体的刊物出版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更多的职业教育者投身一线，进行职业教育实践和抗战活动。黄炎培率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将总社从上海西迁重庆。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参与抗战救亡运动，支援抗战建设，始终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置于最高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13]

　　第四，受战争影响，一部分教育刊物，如《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陆续停办。《教育与职业》则顺应时代需要，在夹缝中生存，紧跟时代步伐，关注职业补习教育研究及比乐中学实践概况，并在比乐中学进行一些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成为当时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纽带。[14]

　　二、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演变的特点

　　综观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演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渐次从译介走向编著，从模仿走向创造，从创造走向中国化，离不开职业教育学术研究者执着的精神、笃实的态度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中明文写道：发展职业教育“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职教社同仁“矢愿相与始终之”。[15] 广大研究者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瞻远瞩，为当时的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成绩斐然。如徐之澂的《论职业教育与国民生计之关系》，庄泽宣的《职业教育救国》都强调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只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才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1925年底，黄炎培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随后以此为指导进行了农村改进试验和开办劳工自治区试验。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始终紧扣国家社会需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虽然“教育救国”论没有走通，但是由于职业教育学术研究者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国家相关法规政策，契合了时代诉求，推动了当时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深化发展。——论文作者：李艳莉，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