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了现代社会科学关于技术的研究中经常被预设的三种技术观：自然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探讨了它们各自对技术本体和技术变迁问题的理解，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的贡献与局限。研究认为技术观在技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构成了相关技术研究的基本预设，每一种技术观都能提供特定的问题域和观察视角。相比于争论技术观的“对错”，发挥不同技术观在研究中的认知功能更加重要。

 

　　关键词：技术观，自然主义，建构主义，批判主义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技术要素时常被研究者所关注。一方面，将技术要素作为解释变量，研究问题覆盖范围从宏观至微观，如技术发展如何改变社会生产力，进而影响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并引发社会变革，导致社会变迁的产生[1];技术环境作为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改变如何影响着组织结构的变化[2][3];技术的发展与新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人们沟通与互动的方式，社会化的途径，甚至文化传递的方式[4][5][6]等。另一方面，技术现象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其发生与变迁本身备受关注，如技术变化的速率与方向[7];技术变迁在哪里发生，为什么一些先进的技术会在某些特定地点和特定行业中最先出现[8];技术又是如何扩散的，以及在扩散过程中如何被人们接受的[9]，等等。

 

　　所谓技术观，是人们关于何为技术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包含了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以及对技术如何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技术观在技术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理解和认识构成了有关技术的某种理论或某项具体研究的基本预设，不仅影响着研究者选择和提出的研究问题，还构成了学术共同体内部讨论的基础、理论推演的前提假定和知识发展的逻辑起点。研究者若对其不自知则有可能导致理论和研究的错位。

 

　　国内文献中已有不少针对技术观的讨论，但主要集中在自然辩证法领域[10][11][12]。从学科角度来看，这些文献属于哲学学科的范畴，所采用的多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也多是以人物为线索，梳理学术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关于技术的思想和学说。

 

　　本文针对技术观的讨论，方式上与哲学学科有一定的区别。既然我们认为技术观是技术研究中的基本预设和逻辑起点，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时候，需要对自身持有或假定的技术观有着自觉的认识，必要的时候还需加以明确指出。那么，有必要探讨现代社会科学关于技术的研究中，有哪几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观，他们对技术的本质和技术的变化、发展是如何预设的，他们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只有清晰地认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对相关的技术研究做出准确的认知和定位。

 

　　德国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对社会理论中的认识论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曾经将人类在认识活动上的兴趣划分为了三类，分别是技术性的、实践性的和解放性的认识兴趣。其中，技术性认识兴趣是“引导自然科学的‘一般取向’” [13]，扎根于对自然环境的预测和控制之中，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与该种认识兴趣联系在一起，追求通则式的知识;实践性认识兴趣则“确保和扩展了人类行为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的可能性” [13]，关注的焦点是他人行动的目的、动机、主观意义、价值框架以及理解交往活动 的共识性规范等，并不追求通则性知识，而是希望对行动的意义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历史学和阐释社会科学与该种认识兴趣的关联更加紧密;解放性认识兴趣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它认定人类的交往活动和日常生活之中都贯穿着权力和支配关系，追求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 [13]，一些批判和反思取向强烈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与该种认识兴趣相关联。哈贝马斯关于认识兴趣的理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一种划分知识类型的框架[14]，综观目前有关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也都可以归入与这三类认识兴趣相关联的理论范式之中。

 

　　我们这里按图索骥，借用哈贝马斯认识兴趣框架，将有关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持有的技术观归纳为三种类型：自然主义的、建构主义的和批判主义的，持自然主义技术观更多地体现技术性认识兴趣，建构主义技术观更多体现实践性认识兴趣，而批判主义技术观更多体现解放性认识兴趣。本文将针对每一种特定的技术观，探讨三个问题：其一有关技术本体，即持该技术观的研究者视技术为何，如何理解技术的本质;其二关于技术变迁，即持该技术观的研究者是如何理解技术的变化与发展问题的;其三是该技术观可能的贡献和局限。文章分三个部分对上述三种技术观分别予以讨论，第四部分会讨论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看待这些技术观，并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一、自然主义的技术观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在其《技术的本质》一书中这样定义技术：“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或者说，技术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 [15]。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本身流露出的便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技术观。在对技术本体相关问题的回答上，自然主义技术观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是与客观世界中的现象相联系的。自然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是与客观世界中的现象相联系的。从阿瑟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十分强调技术与现象，尤其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技术多是从物理、化学、生理等现象中来的，并在书中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下表 1 所示是发动机中各部分组件牵涉到的物理现象。阿瑟强调，这些组件都在开发着现象，它们都是发动机整个装置的“分形”，现象的开发也可以这样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最基础的部分。而大量的现象被捕获之后都封装在了这些装置中，从而可以重复使用。另外，技术并不仅仅和这些自然界中的物理、化学、生理等现象相联系，同样也有基于人类社会中组织现象和行为现象的技术。

 

　　第二，技术的工具性特征。自然主义的技术观不仅强调技术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属性，通常还强调具有工具性特征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技术是人们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发动机是提供动力的手段，电报电话都是人际交流沟通、传递信息的手段。在基于自然现象的技术之外，基于人类社会中组织现象、行为现象的技术也同样具有工具性特征，如货币是以交换为目的的手段，合同是以规范交易行为为目的的手段。尽管不是全部，但绝大多数技术都是以提高效率为最终目的的，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对技术进行评价时依据效率标准是自然主义技术观理解技术的又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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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不仅是具有工具性特征的个体，还是有工具性特征的集合，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构成的一个目的性系统。因此，技术还面临着在结构上的组合方式问题。阿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技术在组合与结构上和计算机编程没什么两样：

 

　　(计算机编程)要应用一个基本原理，即核心概念或者逻辑，作为编程背后的支撑。完成这个原理需要一套具有积木一样结构的支撑程序和子程序系统。

 

　　技术包括一个主要组合体，即一个装置或者方法的“脊柱”，用这个组合体来执行基本的原理。这个“脊柱”由另外一些组合体来支持，这些组合体被用来支持主要组合体的运转，调节它的功能、提供动力以及执行其他次一级的任务。所以，技术的最基本结构，包含一个用来执行基本功能的主集成和一套支持这一集成的次集成[15]。

 

　　由此可见，在阿瑟看来，技术这个目的性系统是模块化、递归式组成的一个结构，但无论再复杂的技术，都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而无论对基于自然现象的技术，还是基于社会现象的组织或行为技术，上述模块化、递归式等一套组合逻辑都同样适用[13]。

 

　　第三，技术是中立的。很多持自然主义技术观的理论家都强调技术的手段和目的是完全分离的，他们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技术的工具性是纯粹的。这一是因为技术具有“理性”的特征，体现着真理的普遍性;二是由于自然主义技术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效率作为技术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标准可以应用到各种不同的背景之中。技术具有中立性和纯粹工具性，这就意味着技术与各种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无关。列宁在上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著名论断“共产主义就等于电气化加苏维埃” [16]体现出来的便是这种观念。此类观点在上世纪早期是颇具影响的，这与 20 世纪早年间现代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17]。但是很快，技术研究者们便发现似乎并非如此。

 

　　在回答技术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问题上，持自然主义的技术观的研究者多数认为技术的变迁是自发的(autonomous)，甚至可以理解为是进化的。阿瑟同样描述了他所理解的技术进化过程，并认为“组合进化”是这一变迁过程中的核心机制，强调技术发展是能够自组织和自创生的[15]。在阿瑟的研究中，在给定已有的技术组合，以及作为环境的机会利基市场(与人类需求和技术需求有关的)的条件下，便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模拟技术的组合进化过程。持自然主义技术观的研究者中，甚至有人认同极端的技术进化过程，认为技术发展是一个单一方向的，线性进化的过程。

 

　　认同自然主义技术观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阿瑟秉持着这种视角对技术的构成和其进化发展的过程都做了深刻、详尽的分析，他自己和评论者都认为这种分析打开了技术的“黑箱”。事实上自然主义技术观的确具有这样的认识功能，由于其注重技术与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对工具性的强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技术本身及相关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自然主义技术观的一大贡献。

 

　　自然主义技术观在对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问题进行理解时，一般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这一点常被提及并为人所诟病。在阿瑟的讨论之中，技术决定论也时常有体现，例如他认为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会随着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技术决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部分世界” [15]。最经常被用作为技术决定论例子的，当属马克思关于社会变迁的观点。

 

　　虽然这一视角的技术观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并且常被作为批判的靶子(持建构主义技术观的学者认为他们的分析更加精细)。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视角的技术观长期存在，它经常会在博物馆、教科书以及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媒体上出现，对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几乎构成了一种常识。其原因在于这种解释模式的确比较简单。怀亚特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存在，其自身也一定会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行动，进而也会间接地对技术变迁与发展本身带来的影响[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