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的探讨

发布时间：2014-10-28

　　摘要：论文认为《文心雕龙》的诞生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多种哲学和文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从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三玄哲学精义的影响;南朝文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魏晋以来文学的独立发展;古代文学资料的极大丰富;刘勰自身的条件等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 必然产物 文学期刊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归之于理论家个人的天才发现,而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时,才得以形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论专著,它的诞生,也不例外。

　　在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梳理出的历史脉络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在南朝中期问世的历史必然性。笔者以为，《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二、三玄哲学精义的影响;三、南朝文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四、魏晋以来文学的独立发展;五、古代文学资料的极大丰富;六、刘勰自身的条件。以上因素既有哲学性的缘由，又不乏文学自身的原因。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促成《文心雕龙》问世的哲学和文学因素：

　　一、 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给神秘化的儒学以沉重打击。魏晋士族地

　　主阶级为麻痹人民斗志,调和内部冲突,在理论和思想上维护其统治秩序,便构造了一种新的精神武器——玄学唯心论。由于玄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而在魏晋两朝的思想领域,形成了“儒教尽矣”的局面。但实质上,玄学并不否定儒学,而是把道家尚“自然”、重“无为”的思想与儒家“名教”融合起来,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玄学的“贵无”思想虽然是用来麻醉被统治者的，但在客观上对统治者也产生了自我麻醉。许多士族中人,一味空谈,放荡不羁,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和生活的能力。有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如晋代裴頠就“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而东晋末年的孙恩起义,又证明了玄学欺骗作用的有限性。因此,玄学的极盛时期,也便随东晋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统治阶级不得不改换基本的思想工具。要求儒学重登思想舞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了宋、齐两朝,与庶族出身的皇帝推行限制士族的政策相呼应,传统儒学又复兴了。和东汉儒学不同的是,它与玄学的空疏无为相对立,显现出强调经世致用的鲜明特征。这就使南朝儒学带有较多的唯物主义色彩。当时的不少思想家在批判有神论和颓废作风时,往往会亮出儒学的旗帜。梁朝的范缜痛斥佛教有神论,就曾以儒学作为武器。在南齐,由于最高统治者“端拱以思儒业” ,一度呈现出 “家寻孔教,人诵儒书”的景象。儒学的有限恢复，使得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向入世转化，开始积极追求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的人生境界。整个社会风气开始变化，这必然要求文艺作出一定的响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刘勰为实现立言的理想而撰写《文心雕龙》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三玄哲学精义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周易》、《 老子 》、《庄子 》合称三玄。当时，玄学盛行，三玄思想更是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的哲学精义对《文心雕龙》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宏观方面看，有无本末之说从本体论方面拓宽了《文心雕龙》的论文视野,动静虚实之论从相反相成、相互超越方面充实了 《文心雕龙 》理论体系的主干和骨架,调和儒道的辩证思想促成了《文心雕龙》文论系统的形成。从微观方面来看，三玄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刘勰在《书记》篇中化用《易》之精义说“阴阳盈虚，五行消息”。他认为文学的发生、发展实际上也脱离不开“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一规律，只不过在这一总的规律下还有心物、情采、华实、通变等中介环节罢了。《老子》和《 庄子》则从静态性方面对刘勰施加了影响。《 老子》主张 “致虚极，守静笃”,认为只有 “虚静”,才能“得道”并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主张静寂才能致玄远,虚空才能生万物。《文心雕龙》中的“自然之道”与老子的主静理论密切相关，例如,《神思 》篇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就显然是以老子的思想立论。在 《灭惑论》中刘勰说“寻柱史嘉遁 ,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贵静一 ,化本虚柔。”刘勰所反复强调的虚静，实质是源于老庄的，庄子一直认为,正是一种出神入化的虚静状态,才使艺术构思创造成为可能，他觉得轮扁、伊挚等能工巧匠的技艺创造，就是在经过千百次演练之后,进入一种神化虚静的状态后完成的。老庄思想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是细致入微的，比如刘勰在《养气》篇中所讲的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便是引用了《庄子•天道 》篇的典故。刘勰主张文学创作的目的是“申写郁滞”，而“申写郁滞”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所以要颐神养气，防止 “精气内销”。只有精气旺盛 ,才能“清和其心”，调畅其神，杜绝“神表外伤”,保持虚静自然。这些认识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庄子的创作构思虚静论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刘勰所信奉的大乘般若学，也受玄学影响很深。所谓“空

　　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从释家观点看,是佛理。从道家观点看,则是玄佛化的老庄思想。所谓“梵言菩提，汉语曰道”，无非是说,实质是一 ,称名为二。刘勰论文所追求的“般若之绝境”，说穿了也无非就是道的境界。可以说，三玄作为魏晋玄学赖以生成的思想资料，不仅充实了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广泛影响了整个魏晋时期的时代精神。而刘勰就是在以三玄精义为核心的玄学理论背景下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文心雕龙》主张原道、宗经,但刘勰没有像郑玄、马融一样去注经,而却像未提出原道、宗经的曹丕、陆机一样来论文，这实在是因发挥老庄、揉和儒道为己任的魏晋玄学这种时代精神使然，是深受以三玄精义为核心的玄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三、南朝文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

　　整个南朝文坛,始终贯穿着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斗争。形式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思想内容的脱离现实,文学语言的刻意雕琢。形式主义文风在南朝曾经一度大行其道，玄言诗、宫体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当时盛行的山水诗和永明体诗,虽然有一部分尚能透露出失意文人的真情实感,在开扩诗歌题材、促进诗律形成、积累写作技巧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也终因思想的平庸、形式的矫饰,而陷入形式主义泥淖。客观的说，形式主义文学夸大文学的形式美, 对于摆脱文学对儒学的依附，促进文学的独立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强化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但是，片面的强调形式，势必会影响到文学内容的表达，如果对形式的重视走向脱离内容的极端，就一定会导致形式主义。南朝的庶族文人，由于多参与实际政务,接触下层群众，能较真切地感受现实矛盾，有着强烈的表达社会现实内容的需求，他们极力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文风，大都不满于脱离现实、纵情声色的形式主义文学，极力主张文学的经邦治国和质朴清新，强调对内容的重视和文风的改革。许多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也越来越痛切地感到形式主义的严重危害，深怀“淫文破典”的恐惧。希望从思想和理论上，找到破除形式主义的理论武器，相信在当时，会有为数不少的有识之士，在思考着有关文学的理论问题，由此产生了诸如《诗品》这样富有战斗精神的文论作品。而刘勰本人，则不满足于单篇文论的撰写，而是致力于撰写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专著，而这种志向的萌发，与当时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时代背景亦不无关系。《文心雕龙》在齐、梁间出现也可谓是时势使然。

　　四、魏晋以来文学的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