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生猪养殖污染防控的价值分析———基于支付意愿的视角
发布时间：2021-12-20
[摘要] 中国生猪养殖从农户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迅速转变的同时，规模化养殖所带来的粪便污染越来越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对 7 省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的实地调查数据，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对其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不管是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还是不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均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带来的社会效益 > 生态环境效益 > 经济效益。在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带来的生态价值平均支付意愿是总收入的 10. 64%，对社会价值平均支付意愿是总收入的 8. 62%，对经济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是 10. 11%。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生猪规模化养殖 污染防控 条件价值评估
一、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生猪养殖业快速发展，中国成为生猪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生猪养殖利润率下降等诸多原因，生猪养殖经历了由散养向规模化养殖的转变。截止到 2010 年，规模养殖生猪出栏量占总出栏量的比重已增长至 64. 5%。规模化养殖较高的集约化特征使得种养分离成为普遍趋势，生猪粪便的利用率下降。大量而集中的粪便未经处理排放到生态环境中，对水体、土壤和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其产生的有机污染已相当于全国工业污染的总量，〔1〕其污染危害、治理和监管难度甚至超过工业污染的危害程度。〔2〕
如果能够及时治理污染，规模化养殖能够通过现代工艺实现畜禽粪便处理的规模经济，降低污染治理的交易成本。目前规模化养殖生猪粪便的主要处理方式是 “固液分离—资源化—沼气化—沉淀” 等处理工艺，每个工艺都有配套的处理设备，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 同时，大规模的运输可以从资源化的生猪粪便中获利，降低运输成本和带来经济效益。但对于生猪养殖场来说，生猪污染处理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因此，规模化养殖户往往不愿意防控生猪污染。如果政府能对生猪污染防控的部分成本加以补贴，则有利于生猪养殖污染防控。准确度量生猪污染防控的效益，是制定生猪养殖污染防控的基础，本文将基于 7 省的调查数据，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 ( Contigent Valuation Method，CVM) 来分析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对其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从而从养殖主体的角度考察其污染防治的积极性，以期为制定生猪养殖污染防治政策提供有关依据。
二、文献综述
规模化生猪养殖带来的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的外部性，但传统理论认为，私人防治污染所获得的边际私人收益远低于边际社会收益，因此，私人在防治污染时较为被动，必须由政府参与。政府参与补贴的首要前提是确定公共资源所带来效用改善的货币价值，这来自于公众的主观评价，经济学家提出了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来解决此问题。当公共资源本身没有市场价格可以直接衡量而且也无法找到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时，显示偏好法就会失效，陈述偏好法是一种更好的替代选择。〔3〕条件价值评估法 ( CVM) 是一种陈述偏好的评估方法，在环境成本 - 收益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估领域被广泛使 ( Mitchell and Carson，1989) 。它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采用问卷调查，通过模拟市场来揭示消费者对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支付意愿 ( willingness to pay，WTP ) 和 受 偿 意 愿 ( 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 ，从而最终得到公共物品的货币价值。
CVM 是由 Ciriacy - Wantrup ( 1947) 最早提出的，他认为土壤污染的防治会产生一些 “额外的市场收益”，这些收益的本质是公共物品，估计这些收益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是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公众对这些收益愿意支付的货币价值。Davis ( 1963) 首次将 CVM 应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随后该方法才得以应用于环境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中。传统的显示偏好法，比如旅游成本法，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的非使用价值 ( non - use values) ，① CVM 被认为是能估计这些非使用价值的唯一方法 ( Desvousges et al，1993) 。因此，CVM 成为世界各国评估非市场环境和资源价值最受青睐的技术方法之一。Johnston and Duke ( 2007) 使用 CVM 研究了农业土壤保护的支付意愿; Hite et al ( 2002) 调查了密西西比州公众为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支付意愿; Norwood et al ( 2005) 研究了种植业者对使用畜禽粪便做肥料的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种植业者愿意为畜禽粪便支付相当于购买肥料的价格，但大约 25% 的种植业者需要得到一定补偿才愿意使用畜禽粪便。
国内的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应用 CVM 评价环境资源的价值。郭淑敏等 ( 2005) 采用 CVM 方法对北京顺义区农民对农业活动造成的地下水环境污染问题的环境意识和支付意愿、受偿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水质的关心程度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受教育程 度 达 到 了 显 著 水 平。〔4〕江 冲 等 ( 2011) 以浙江温岭市为例，采用 CVM 对耕地保护的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温岭市居民已认识到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城市居民对耕地保护非市场价值的认知比农村居民深刻，城乡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 500. 18 元/户·年和 193. 53 元/户·年。〔5〕唐学玉等 ( 2012) 运用 CVM 分析了农户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支付意愿的因素以及估计了农户愿意支付的金额，即江苏省安全农产品生产户一次性愿意支付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金额现值为 250603. 92 万元; 〔6〕马琼等将 CVM 运用到估算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上，用居民的支付意愿来反映新疆棉花生产带来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及社会保障等正外部性的价值，未通过市场交易体现出来的外部性非市场价值高达 724245. 78 万元，每亩棉花 294. 76 元。〔7〕据掌握的文献来看，很少研究利用 CVM 方法来估算专业畜禽养殖污染防控的价值。现有研究大多集中探讨专业化生猪养殖对生猪粪便处理方式的选择，例如闵继胜、周力等基于江苏无锡、南京和盐城三市 229 个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参与合作组织、合作模式紧密程度对规模养猪户碳排放量的影响。
三、调查方案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选取了吉林、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广西和广东 7 个省份共 61 个规模养猪场进行。本文支付意愿调查内容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生猪养殖场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是生猪养殖污染以及污染防治带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部分是生猪养殖场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支付意愿，即生猪养殖场为了获得污染防治带来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愿意支付的货币价值; 第四部分是问卷的有效性检验，即通过受访者填写他们对问卷内容的理解程度来评价调查的有效性。
在调查方式的选择上，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面访调查方式。利用 CVM 调查规模生猪养殖场对生猪污染防控的支付意愿，最重要是如何引导他们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控服务的真实估价。CVM 提供重复投标博弈、开放式、支付卡式和两分式选择四种核心估值问题的调查技术。重复投标博弈是最早采用的问卷格式，由访问员不断调整 ( 提高或降低) 投标金额，直到获知被访者心中最大的 WTP 或 者 最 小 WTA 为止，这种方法可获得最大值，但是调查成本高，起点值影响最终 WTP ( 或 WTA) ，存在起点偏差。开放式问卷直接询问受访者的最大支付意愿 ( WTP) ，可以有效地避免起点偏差、中点偏差或范围偏差，但如果受访者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时，不太容易确定 WTP ( 或 WTA) ，这会使一部分受访者放弃或拒绝回答。支付卡与开放式问卷类似，是为受访者提供一定范围内的一系列受访金额，由受访者从中选出他们的最大支付意愿，这样受访者可以依据物品禀赋选择最接近于他们自己的 WTP，有效地降低了其为公共物品赋值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问卷的回收率，但是调查者事先设定的投标值，有可能会对被访者产生一定的暗示作用，存在进入偏差和范围偏差 ( Mitchell and Carson，1989) ; 二分式问卷只要求受访者对给定的投标值选择 “愿意” 或 “不愿意”即可，依据受访者对不同投标值回答结果的概率建立数学模型，求出 WTP 的估计值，这种方法只需要受访者回答 “是”或者 “否”，不要求直接出价，可以降低受访者高估其报价的可能性，但正是因为受访者不是给出定量信息，因此需要借助特定的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技术来进一步获取具体的 WTP ( 或 WTA) 。
本文采取支付卡式的问卷格式来进行支付意愿的调查，即在预调查询价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受访者能承受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将所有受访者可能愿意支付的价格罗列出来，然后再让受访者参考支付价值卡选择最终愿意支付的价值。考虑到区间间隔太小，将有多个区间可以选择，而区间间隔太大，又无从选择。因此，本文的支付意愿 ( 支付货币占总收入的比重) 区间设计如下: A. 1 ～ 10%，B. 11 ～ 20%，C. 21 ～ 30%，D. 31 ～ 40%，E. 41 ～ 50%，F. 51 ～ 60%，G. 61 ～ 70%，H. 71 ～ 80%，I. 80%以上。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规模生猪养殖场的基本情况
表1 显示的是生猪养殖场的基本情况。从表1 可表1以看到生猪养殖场的样本分布情况，本文调查最多的是养殖3000 头以上的养猪场，共有 25 家; 其次是生猪规模在1000 头 ～ 1999 头的养殖场，共有 14 家。从表1 可以发现，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扩大，生猪养殖的总收入和利润均不断增加。特别是养殖规模在 2000 头以上的养殖场来说，不管随着年度生猪行情价格如何变化，其养殖利润均为正，且随着养殖规模不断增加。但总的来看，生猪养殖利润率并不高，而且生猪利润波动大，生猪养殖面临着高风险。
2. 受访者对生猪养殖污染的认知程度的分析
本文重点分析生猪养殖污染的防控所产生的价值。在了解这些价值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人们对于生猪污染的认知。据了解，95% 的受访生猪养殖场知道生猪养殖会产生污染，途径来自于报纸或电视的宣传、科技资料的介绍，还有环保部门组织的专门培训。对于生猪养殖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46%的受访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很大，22%认为污染一般，32% 认为污染很小。生猪养殖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来源主要是粪便直接排入环境、贮粪池密封性不强，使得粪便泄露、病死畜体的随意处理使得病原体传播、化学饲料和兽药等添加剂的使用带来的污染，最后是生猪呼出气和消化道排出的废气。
本文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正外部性认知程度的调查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生态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减少恶臭、净化空气，减少碳排放，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污染等生态环境效益; 二是社会效益，主要包括提供高质量的猪肉、保障了食品安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 三是经济效益，主要涵盖固体粪便出售做有机肥料，沼气替代生活生产使用能源，沼液、沼渣施肥、喂鱼和做饲料，养殖场环境良好减少生猪疫病的传播等，共 11 项内容。在回收问卷的统计中，将外部性功能判断为效益很大、效益很小和没有效益，将外部性重要性判断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重要和不清楚这 5 个层次。
表 2 为受访生猪养殖场对污染防治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认知度调查。在 59 份有效问卷中，47 份调查问卷回答为 “愿意支付”，12 份调查问卷回答为 “不愿意支付”，愿意支付率为 79. 66%。
在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认知调查中，76. 27%的受访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效益很大，22. 03% 认为生态环境效益很小，还有 1. 69% 认为没有生态环境效益; 84. 75%的受访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的社 会 效 益 很 大，15. 25% 认 为 社 会 效 益 很 小; 57. 63%的受访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的经济效益很大，42. 37%认为经济效益很小。在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中，82. 98% 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可以带来很大的生态环境效益，在不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中，50% 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可以带来很大的生态环境效益; 在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中，只有 14. 89%认为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很小，而不愿意支付的受访者中，50% 认为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很小。对于社会效益，愿意支付和不愿意支付的受访者对其认同与生态环境效应的认同差不多。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可以带来很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可以带来很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小。不管是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还是不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均认为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带来的社会效益 > 生态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表 3 为受访生猪养殖场对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重要性认知度。在所有受访的生猪养殖场对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重要性认知中，非常重要的是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提高企业声誉、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污染、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疫病传播，选择比例分 别 为 71. 19%、 59. 32%、 55. 93%、 50. 85% 和 47. 46% ; 比较重要的是沼气可节约能源、沼液沼渣可以做饲料、粪便可以出售、减少恶臭净化空气和减少碳排放，选择比例分别是 50. 85%、50. 85%、 49. 15%、45. 76%和 45. 76% ; 一般重要的是促进经济增长，选择比例是 42. 37%。在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对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重要性认知中，非常重要的是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保障了食品安全、促进企业声誉、减少疫病传播、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污染和 促 进 经 济 增 长，选择比例分别是 65. 96%、 59. 57%、57. 45%、57. 45%、48. 94% 和 38. 30% ; 比较重要的是沼液沼渣可以做饲料、沼气节约能源、粪便 可 出 售 和 减 少 碳 排 放，选择比例分别是 55. 32%、51. 06%、48. 94% 和 44. 68%。在不愿 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对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重要性认知中，非常重要的是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污染和提高企业声誉，选择比例分别是 91. 67%、83. 33%和 66. 67% ; 比较重要的是减少恶臭净化空气、减少碳排放、粪便可以出售、沼气节约能源和沼液沼渣可以作饲料，选择比例分别是 66. 67%、50%、50%、50% 和 33. 33% ; 一般的是促进经济增长、保障食品安全、减少疫病传播，选择比例分别是 75%、66. 67%、50%。通过分析可知，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认为非常重要的外部效益较多，不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认为一般的外部效益较多; 愿意支付和不愿意支付的生猪养殖场都认为减少水资源污染、减少土地资源污染和提高企业声誉是生猪养殖污染防治非常重要的外部效益，而减少恶臭净化空气、粪便可以出售、沼气可节约能源和沼液沼渣可做饲料是生猪养殖污染防治中比较重要的外部效益。
3. 受访者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问题的认知分析
在调查受访生猪养殖场对目前本地生猪养殖污染防治中最严重问题的认知中，50% 认为治污设备购置成本和运营成本太高是最主要的问题，24% 认为是没有先进的治污技术，19% 认为是政府对治污没有激励政策或者激励水平不够，7% 认为是养殖场主没有处理生猪养殖污染的意识。
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询问受访生猪养殖场对生猪养殖污染处理经济上是否划算，从而了解生猪养殖污染处理的成本收益情况，结果显示，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有 72% 认为对生猪养殖污染处理是划算的，仅有 28% 认为是不划算的; 而不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仅有 33% 认为是划算的，67% 认为是不划算的。进一步询问政府对生猪养殖场污染防治的监管压力，发现 72. 88% 认为有一定的压力，16. 95% 认为压力很大，10. 17% 认为压力很小。同时，周边居民对受访生猪养殖场污染处理的影响有 67. 80% 是没有压力，32. 2% 是有压力的。这说明，影响生猪养殖场的污染处理主要来自于成本收益的衡量，政府的监管和周边居民的影响都是很小的影响因素，成本过高和收益过低是受访生猪养殖场不愿意支付的最主要原因。
4. 受访者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支付意愿的分析
在了解受访生猪养殖场对污染处理的具体支付意愿前，先询问不愿意支付的原因。不愿意支付的受访生猪养殖场认为生猪养殖污染处理的责任是 “谁破坏、谁负责”和 “大家共同的责任”，而不愿意支付的理由是 “有支付意愿而没有支付能力” 和 “谁受益、谁支付”。
受访生猪养殖场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支付意愿，即为各功能下求出的平均支付意愿之和，各支付区间组平均值现 分 别 设 定 为 5% 、15% 、25% 、35% 、45% 、 55% 、65% 、75% 、90% ( 由于受访者选择最大支付意愿 80% 以上的人数不多，因此将 80% 以上的组平均值设定为 90% ) 。根据公式 ( 1) ，可以得出各功能下各支付区间的加权平均值，从而可以求出各功能的平均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受访生猪养殖场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带来的生态价值平均支付意愿是总收入的 10. 64% ，对社会价值平均支付意愿是总收入的 8. 62% ，对经济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是 10. 11% 。由此可见，支付意愿的排序是生态价值 > 经济价值 > 社会价值。——论文作者：王克俭 张岳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