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基于 Cite 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发布时间：2021-11-13
摘要：分析数字金融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前沿，有利于学者们更好地了解其发展趋势，为后续学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基于此，本文以2013-2021年间WOS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源，从作者和机构合作、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和突变词分析等方面，对数字金融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的发文量均逐年递增，但存在一定差异，国内发文速度较快并在数量上赶超国外;与国外相比，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黄益平教授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为首的研究力量。国外热点主要聚焦于区块链的研究与应用、数字化转型和金融包容性三大主题，国内热点则集中在数字金融内涵、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以及数字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四大方面，发展脉络从数字金融的机遇与风险讨论演进至发展过程中显现的“三大鸿沟”和监管等问题的研究。未来可从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异质性、监管创新以及数字技术深入应用产生的新态势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研究。
关键词：数字金融;研究现状;热点;前沿;可视化分析
一、引言
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业务模式(黄益平和黄卓，2018)。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起始点可从2004年支付宝体系上线算起，但业界通常将2013年余额宝开张视为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元年。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物理网点的限制，以低廉的成本提供精准的服务，这让监管层看到了弥补普惠金融缺陷的希望。因此，在2016年9月G20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首次走向国际舞台(孙天琦，2016)，而后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
实践证明，我国数字金融在推进普惠金融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普惠金融的宗旨是向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方便、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但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商业性而缺乏可持续性。随着不断革新的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得到了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开始被学者们争相研究。纵观国内外数字金融领域的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数字金融内涵、减贫效应激励和效果、支持实体经济以及风险与监管等方面展开研究。目前，鲜有文献对数字金融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工具CiteSpace对2013年以来数字金融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对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的归纳总结，展示国内外数字金融领域的概貌和研究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并对发文量和研究力量分布情况进行描述分析;第三部分，通过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归纳总结数字金融的热点主题，并通过关键词突现和文献共被引聚类厘清数字金融研究前沿;最后，对数字金融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概况
(一)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CiteSpace是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基于Java平台的可视化分析工具。通过使用该软件对文献信息进行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等分析，从而得出该领域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前沿演进以及核心作者与机构间的合作情况(Chen，2006)。本文数据来自WebofScience(WOS)核心合集和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利用WOS高级检索功能，以TS=(digitalfinance)为检索词，文献类型为Article，检索时间为“2013-2021”，文献导出格式为PlainText(包含全记录和引用的参考文献)，最后经除重处理确定最终样本共303篇。利用CNKI高级检索功能，选择主题为“数字金融”，文献类型选择“北大核心、CSSCI”，检索时间为“2013-2021”，最后通过人工方式剔除条件不符的文献(包括书评、会议纪要和新闻作者随笔等)，将文献以Refworks(不包含参考文献)文件格式导出，确定最终样本共391篇。
(二)发文量统计分析
图1显示了数字金融研究文献在WOS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数据库(北大核心、CSSCI)中的年代分布情况。可以看出，2013-2015年国内外发文量几乎为零，从2016年开始，文献发表数量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且国内发文速度显著高于国外。究其原因，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首次提出对数字金融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6-2018年间WOS上的发文量高于CNKI，但在2019年却发生了逆转，CNKI的发文数量超过WOS发文数量10篇，之后差距进一步拉大。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国内外学者对数字金融领域研究均迅速增加，但存在一定差异。发展速度方面，CNKI年发文速度显著快于WOS。数量上，CNKI发文量前期低于WOS，但在2019年实现了赶超。
(三)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
1.WOS中作者和机构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MEOLIM、VISMARAS、WANGX、WOJCIKD和ARNERDW的发文量位列前五，但文献数量最多只有4篇。利用CiteSpace软件构建作者共现网络，可以看出作者节点间的连线较少，密切的合作网络尚待形成。继续构建作者共被引网络，探索数字金融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发现OECD和WorldBank分别以21和14的共被引频次位列前二，NakamotoS、LangleyP、MollickE以及BrynjolfssonE则以13频次并列第三。发文数量前五的研究机构如表1所示，其中UNIVERSITYOFCALIFORNIASYSTEM和UNIVERSITYOFOXFORD以8篇文献数量并列第一。利用CiteSpace软件构建机构共现网络，可以发现机构间的连线较少，存在小范围的机构间合作，但更密切的合作网络还有待进一步形成。
2.CNKI中作者和机构分析
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能力。表2列出了数字金融研究发文数量在4篇以上的核心作者名单，可以看出黄益平以10篇文献排名第一，发文数量是第二名的两倍之多。从作者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2)可以看出由作者相互间合作而形成的子网络结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黄益平、郭峰、王靖一、张勋和何宗樾之间合作形成的网络结构，表明我国学者在数字金融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主要研究团队。
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如表2所示，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发文量并列第一，数字金融领域的学术科研力量最强。从机构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3)可以看出跨机构合作的子网络结构，其中较为显著的分别是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为首和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为首的网络结构，表明我国数字金融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网络已经初步建成，但两个显著的机构合作网络之间缺少合作，跨机构的交流合作还有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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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外数字金融研究的作者和机构合作分析对比发现，与国外相比，我国已初步构建数字金融研究的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主要以黄益平教授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为首。
三、研究热点和前沿演进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WOS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图4)，关键词“金融”“创新”“科技”“区块链”和“金融科技”出现的频次分别为30、28、25、24和19，出现频次最高，说明国外学者对新技术的研究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上更为关注。其次，关键词“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出现频次也较高，分别为16和15，表明国外学者对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质关注程度也较高。
CNKI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图5)，“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等高频关键词节点的直径较大，构成了该领域的代表性术语。从布局上看，这些高频关键词同时也是关键性的枢纽节点，围绕在其周围的其他节点与其自身共同形成了该领域近年来的热门研究主题。可见，国内学者对数字金融所展现的普惠性质更为关注，大多研究其在农村减贫上的作用。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了更直观、有效地提炼数字金融领域的热点主题，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选择LLR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得到的WOS和CNKI关键词聚类标签见表3。可以发现，国内外文献的各聚类标签词中存在横向重叠和纵向交叉的现象，表明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内容存在差异的同时也探索相同的方向。为深入了解数字金融研究现状，本文基于聚类标签和相应的文献内容，分别对国内外数字金融研究的热点主题进行总结归纳。
1.国外研究热点
(1)区块链的研究与应用
区块链起源于中本聪在2008年首次提出的比特币，作为一个不可变的分类账，它允许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交易。区块链的这种特性使得基于区块链的应用迅速增多，涵盖金融服务、声誉系统和物联网等众多领域。总体而言，国外对于区块链的研究与应用关注程度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数字加密货币。根据发行主体的不同，数字货币可以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且私人数字货币最早得到蓬勃发展。比特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私人数字货币，已经成为一种替代的货币形式(Grinberg，2012)，不受传统货币的束缚，且基本上不受管制。第二个是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指基本上可以自动执行合同条款的计算机程序，它允许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可追踪且不可逆。Christidis&Devetsikiotis(2016)研究指出，智能合约可以将区块链与物联网结合起来，并在多个行业引起变革。第三个是区块链的安全问题。区块链的优势在于，当所有节点都认可数据后，无法修改或删除公共账本。因此，区块链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是所谓51%攻击(Efanov&Roschin，2018)。
(2)数字化转型
新颖而强大的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出现，在若干方面改变了创新和创业精神，数字化转型也逐渐被尝试。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数字商业模式和数字创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受到组织、其数字化准备情况以及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合作的影响(Bican&Brem，2020)。数字化转型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商业模式的可扩展性，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在新企业的成功中起着关键作用。众多研究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的可扩展性是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Bouwman&MacInnes，2006;Amit&Zott，2001)。其次是网络融资。数字创业高度依赖外部资金来促进增长，从融资渠道来看，国外研究主要围绕加密货币(Howelletal.，2020)和众筹融资(Ma&Liu，2017)两个方面展开。最后是个人数字数据。个人数据被称为“新石油”或“新电力”，在受到各方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其滥用的担忧，进而吸引了众多学者对个人数据的产生、应用和安全上的研究(Lupton，2017;Pangrazio&Selwyn，2019)。
(3)金融包容性
金融的数字化是金融包容性的关键驱动力，而金融包容性又是可持续平衡发展的基础(Arneretal.，2020)。Wangetal.(2020)对数字金融对财务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金融部门效率与数字金融效率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服务会产生区域差异，因为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较差。Mushtaq&Bruneau(2019)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具有减贫效应，信息和通信技术与金融部门之间更好的合作将有可能推动数字金融包容性，从而帮助弥补金融基础设施的差距。随着金融包容性的增强，以前在经济上被排除在外的人有机会投资于教育、储蓄和创业，有助于缓解贫困和经济增长。Songetal.(2020)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的增强促进了家庭的消费，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然而，对于数字金融的减贫效果，有学者提出质疑，Ozili(2020)驳斥了技术中立的说法，认为数字金融加剧了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人口的状况。Wang&He(2020)研究了数字金融对于农民脆弱性的影响，认为数字金融服务能够降低他们的脆弱性，前提是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2.国内研究热点
(1)数字金融内涵研究
目前数字金融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普遍认为它融合了金融产品、技术和基础设施，向人们提供方便、低成本的金融服务。Gomberetal.(2017)通过数字金融业务功能、相关技术和技术概念以及数字金融机构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金融立方体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数字金融的内涵。国内学者则大多通过融资约束视角描述数字金融内涵。传统金融体系由于服务效率低、成本高和用户数据采集方式单一等缺点，无法有效地服务长尾市场，因此，人们对低成本且易于使用的金融服务产生了需求。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大数据风控模型的建立使得信用历史较为欠缺的借款人其融资门槛被有效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得以拓展、深度得以提升(黄益平和邱晗，2021)。已有研究表明，由于传统金融服务的供给短缺、监管环境的相对包容以及智能手机、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兴起这三个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黄益平和陶坤玉，2019)。
(2)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有利于贫困减缓，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减贫的重要机制(黄倩等，2019)。但数字金融对农村地区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曾福生和郑洲舟，2021)，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减贫效应更为显著。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阿里研究院共同编制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黄益平，2017b)，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提供了工具。基于该指数，郭峰等(2020)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增长非常迅速，2018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值是2011年的8.9倍，年平均增长36.4%，其中使用深度成为各地指数增长的重要来源;葛和平和朱卉雯(2018)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现由东至西递减发展的整体趋势，但部分城市有例外;张德钢和朱旭森(2020)研究发现(2020)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虽然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但呈现收敛趋势(张德钢和朱旭森，2020)。同时，有学者还指出，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刘丹等，2019)。
为减缓贫困，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何宗樾等(2020)从数字鸿沟的角度研究发现了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结构性问题，在提高了贫困发生概率的同时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故而提出重视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性的政策建议。陈慧卿等(2021)通过门限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进而提出了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为形成金融扶贫长效机制，董玉峰等(2020)提出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将普惠金融资源有效嵌入地方特色产业链条，构建基于市场化机制的数字产业链金融减贫模式，促使参与金融扶贫的主体从分散单体向链式团体转变，从而提升金融扶贫风险的可控性。
(3)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研究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支柱。数字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其最终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钱海章等，2020)。汪亚楠等(2020)经实证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并提出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视落后地区数字金融建设以及提高创新研发能力等政策建议。在研究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问题上，唐文进等(2019)经实证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中小企业和农村的融资约束(梁榜和张建华，2018;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宋晓玲，2017)、提高欠发达地区创业(谢绚丽等，2018)和居民消费水平(易行健和周利，2018)，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张勋等，2019)。此外，部分学者还分析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异质性影响：在推动经济增长上，王永仓和温涛(2020)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存在区域差异;在农户数字金融参与度上，王瑶佩和郭峰(2019)发现家庭教育水平更高、年收入更高的农户，受到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也更大，提出要注重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质的建议;在城乡收入差距上，李牧辰等(2020)发现数字金融虽然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收敛效果却呈现异质性;在居民消费上，江红莉和蒋鹏程(2020)实证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总体消费水平高低、结构化消费水平高低、消费群体及数字普惠金融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
(4)数字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
数字金融风险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新技术的引入有助于加强数据分析，部分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有效性，分散相关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本质上只转移风险而不是消除或降低风险，特殊情况下还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Hu&Zheng，2016)。梳理国内外文献对数字金融风险的研究，将其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数字金融在技术层面上存在的风险，如信息泄露、身份识别、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潜在的操作风险等(Ciborra，2006)。第二，数字金融是一种新的金融模式，与之相关的法律条文还不完善，缺乏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制，较弱的数字金融平台约束力会产生信用风险，如P2P网贷公司的“跑路”(黄益平和陶坤玉，2019)。第三，数字金融平台的风险偏好使得用户资金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平台产生流动性危机，就会造成违约等信用问题，严重时还会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卫晓锋，2019)。
有效的金融监管是数字金融发挥创新驱动作用的重要条件，目前数字金融还处于发展阶段，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标准(王晓，2016)。国内学者根据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和国内外的监管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黄益平(2017a)认为金融监管要在创新和风险之间求平衡，并提出使用数字技术支持数字金融监管以及“监管沙盒”的评估方法作为政策建议。吴善东(2019)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国际监管准则、加强跨境监管协作与互委、建立松紧适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国内监管体系、提高各方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识及接受度、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建立健全多维度数据共享机制等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国外数字金融热点聚焦于区块链的研究与应用、数字化转型和金融包容性三大主题，国内则主要集中在数字金融内涵研究、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研究以及数字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四个方面。国内外数字金融都注重其普惠性质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差异性，国外研究侧重于新技术的发展及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而国内则倾向于对数字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
(三)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得到的12个突现词(见图6)。根据关键词突现的起止时间，本文将研究前沿归纳为早期研究前沿、中期研究前沿和近期研究前沿三种类型，以进一步厘清我国数字金融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方向。
早期研究前沿主要是指本阶段起始年份即2017年开始突现的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主题，共2个关键词节点。结合节点之间的联系和文献内容，将早期研究前沿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普惠金融发展困境及其创新研究。普惠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商业可持续性(胡浩，2018)，一方面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往往很难达到传统金融机构信用评估的门槛，融资成本高，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因其自身的商业性特征，也不愿过多发展普惠金融，加上政策性主导的情形不可持续，导致了普惠金融发展遇到困境。在此背景下，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新模式的运用不仅能够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客成本、风控成本和交易成本，还能达到金融精准扶贫的效果(潘锡泉，2018)。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机遇及其风险研究。G20杭州峰会上首次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而后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不断革新的技术、正规金融部门供给不足和监管部门相对容忍三大优势(黄益平和黄卓，2018)。在数字金融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监管上的创新也成为了一项紧迫的任务。金融监管不仅要紧跟数字化进程的步伐，还要做到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论文作者：邹静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