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全球政治秩序的疗治方案与平等的价值重构——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谈起

发布时间：2021-07-09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参与全球治理，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推进的重要体现。准确审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揭示出其内在的三个根本性维度。第一，实践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的诊疗方案，能够改变旧的单极政治秩序，打造复合多边且双赢的新秩序模式。第二，理论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承了马克思的类哲学彰显出的类思想旨趣，并在其世界历史理论中找寻到实现的路径，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色;其三，价值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批判并超越了单极政治秩序中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全球不同民族国家联合发展的可能性，重构了新时代的平等价值。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全球政治秩序;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等要素的频繁交流，区域化、一体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块也相继成功搭建。在此过程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桎梏。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为破解当代世界发展迷雾，解决中国该往何处走，处理人类社会如何更好地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理念和思路，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探讨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发展现实相结合的最新思想结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同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直接体现。因此，它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等方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从2013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同国家和群体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多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其根本原因何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解决当代人发展的现实困境时的直接作用，更重要的是揭示该理念对人类群体生长样态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社会内在平等价值的肯认。因此，只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地基，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个根本性维度，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质和意义。

　　一、实践维度：全球新问题的突显与百年变局的到来

　　一般而言，在普遍的认知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重要的外交理念与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前景做出的诊断和预判。这就直接指明，它同新的世情、国情与民情息息相关。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如何理解新时代、新问题与新挑战之“新”就成为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点。

　　实质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新”的把握需要关注其内在的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世界人民建构理想社会的诉求即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充分条件;另一方面，新全球化阶段的到来给当代世界与不同民族带来了新问题与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时代危机与现实难题以及如何促进共同发展就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必要条件。

　　具体而言，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坐标轴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中产生的。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力量，它所构建的社会环境因此极富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蕴，表现为资本逻辑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导和控制。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掌控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同样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这是因为，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科技革命浪潮涌起，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的低端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迅速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为获得高额利润，实现资本的增值，致力于扩张殖民地和海外市场，进而将整个世界都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中。时至今日，在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不仅商品生产和资金流通在世界范围内铺展开来，全球政治、文化、能源等多种要素也相继实现了一体化。那么，如果以“全球化”或“世界化”是否成型对15世纪以来的世界交往形式进行界分，自然就得出这样的判断——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当代社会则是更为高级的全球化的成熟阶段。

　　需要注意，对全球化进程进行高低层次划分的依据在于，这两个既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又在内容上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方面，早期的全球化最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和世界范围内机器大工业的流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地的广泛建立，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蓬勃发展起来了。这不仅颠覆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不同于手工劳作时期的新的需求，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开发和建立联系，扩大产品的销路。而且，“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有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

　　毋庸置疑，全球化的历史事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被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进的。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能够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拉开了全球一体化的序幕，但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参与世界市场交往的内容远不止早期的经济元素，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化因素的紧密联系以及相关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全球化格局日渐成熟。这是因为，一方面，以地理科学、航海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革命带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升级，民族国家的社会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被分解和重新组合。在此情况下，原始的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的社会生产开始突破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勾连起来，从而带来了更为细致的分工与协作。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极大进步逐步攻克了空间地理的局限性，更有效地优化了劳动者、生产资料在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间的配比，促进了智能技术的产生和使用。能够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物质商品已成为最初级和最简单的生产成果。除此以外，新能源技术、新信息科技、区块链关系、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交叉生产体系及复合型生产关系逐渐成为新型劳动产品展现出来。可以说，这些新型劳动形式与劳动产品都是全球化体系真正成熟的表现，也是民族生产、国家生产及世界生产的融合，应当被看作世界工厂的建立和全球分工的完成。

　　还要看到，用“全球化成熟时期”对当代社会进行标识不只是对时间更迭的强调，更重要的在于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相比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已有了根本性的转换。具体来看，世界工厂体系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资源、人力和技术等要素一体化和协作程度的加深，而且也将不同发展水平与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纳入资本运行的路径中，迫使它们必须同样面对资本逻辑扩张带来的根本性难题。例如，近二十年来，在历经两次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低潮，为维持本国经济发展和巩固其霸主地位，不断放大国内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情绪。并且，它们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多次退出全球多边合作体系，试图通过垄断优势调整国际经贸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致使逆全球化成为威胁全球共同发展的一大阻碍。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大国的崛起使得国际格局由“西强东弱”开始逐渐向“东升西降”的态势发生转变。新兴大国逐渐在国际社会内部获得更多话语权，从而对传统大国的国际地位带来挑战。因此，在国际政治格局剧烈变动下，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信任赤字”导致了全球治理的“责任赤字”，也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政治合作，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得整个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全球治理领域的协调与合作进入新的瓶颈期。

　　本篇论文来源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99年，由云南行政学院主办。是侧重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类的专业性学术理论刊物，也是国内较早兴办的行政学院学报。其宗旨是关注和研究国内政治学、行政学前沿问题。设有：共产党执政规律、政治学研究、行政学研究、民族政治与行政、东南亚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等栏目。

　　除此之外，在当代社会内部，以物种侵入、粮食短缺、气候危机、网络安全、恐怖袭击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风险持续上升。它们往往比军事安全更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动态性、多样性和转化性的特征，并且涉及主体更复杂、影响范围更广泛、潜在危害更深远、有效防范更困难。这即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要解决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政治难题，更要直面对由全球化负面效应引发的新风险与新困难。尤其要注意的是，自2020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甚至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国际变局的催化剂，加深了国际体系中的固有矛盾，也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态势，加剧了全球政治秩序的“突变”风险。这恰恰说明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不同民族国家只有摒弃偏见，深度合作，才能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真正实现共赢。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同时，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南北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还未消除。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外部环境。”a那么，如何在规避资本逻辑带来的剥削与压迫的情况下进行民族生产;如何在反叛资本逻辑压迫的目标下追寻美好生活;如何在摒弃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文化区隔的前提下达成发展共识和解放共识，就成为当代人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成为当代共产党人在现时代交付的合理答卷。

　　二、理论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色

　　众所周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提出的方法与思路，指明了当代人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如何更好发展的可能性路径。那么，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相结合的最新思想结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包含着极为深厚的思想底蕴。对于它的探讨就需要首先厘清其历史唯物主义底色，进而才能依循社会发展的实践，透视和把握住其真正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从未在其理论著述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描绘与说明，但仔细梳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则会明显看到，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当代社会正走在全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一体化的新历史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整合意义上从人类学的视野对世界居民的发展趋势与路径做出了预测和判断，也为人类社会该往何处走，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构等论题提供了可能性分析。因此，它不仅突出了“大写的人”在当代社会发展现实中的积极意义，而且切实彰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路径，并对此做出了创造性阐释和实践性继承。不言而喻，马克思的类哲学与其世界历史理论都应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

　　需要注意，马克思的类哲学及其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完全无涉的“部门学说”，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思想沟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进路来看，正是基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旨趣，马克思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过渡到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厘定，进而走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探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终在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揭示出个体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路径。这即意味着，只有在“大写的人”的价值前提和目标指引下，沿着马克思发掘和梳理出的世界历史理论逻辑，才能透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思想内涵。

　　(一)马克思的类哲学厘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宗旨

　　马克思对“类”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早期。他在深入分析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之后，指明实现“类本质”是无产阶级摆脱异化状态，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内容。尽管在部分学者看来，“类”概念是马克思在其思想尚未成熟时期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继承，因为他曾给予费尔巴哈极高的评价，称赞其为批判国民经济学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开启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但要申明的是，这并不代表马克思的类哲学等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思想，也不是对其的简单重复。其原因在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a，是一种肤浅的和非实践的观点。因此，对于“类”的解读就应当从实践出发，发现其中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

　　实践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和基本的观点。莱茵报时期，在经历了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难题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哲学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宗教、政治等问题的批判和解决绝不能依托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绝对国家理念，而要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即市民社会出发才能找到最为根本和有效的路径。因此，他批评国民经济学家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社会事实时，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b，所以当他们“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c基于这样的理论态度，马克思抛弃了国民经济学家抽象理解私有财产的方式，仔细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的劳动维度和资本维度，进而在揭示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突显了人的类本质特征。换言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马克思试图发现和解决的是“人是什么”以及“人何以为人”的问题。——论文作者：陈　权，骆红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