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寨模式”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发布时间：2021-07-01

　　[摘要]“大寨模式”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模式，体现了我党当时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些思路：依赖群众运动“大干快上”，“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法，农民就地发展、集体致富的范式，“高积累、低消费”的农业发展思路。

　　[关键词]大寨模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上演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模式”就是该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探求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模式，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为后来我党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启示。那么，“大寨模式”究竟提出了怎样的农业现代化思路?它能否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文章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辩证地解读。

　　一、依赖群众运动“大干快上”的思路

　　依赖群众运动推进农业现代化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群众运动是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党毫无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照搬苏联又“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P117)况且我国国情与苏联不同。农业现代化须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2](P15)离开工业支持根本谈不上农业现代化，而建国初的工业不仅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对资金、装备的需求，反而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汲取大量资金。“以农养工”“挖农业补工业”导致农业资金不足，装备极其落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充分动员群众参与，无疑是必要的。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成为重要“参照”：开展群众运动能赢得革命胜利，似乎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因为对革命和建设的区别认识不清，且过分相信群众运动的能量，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3]不发动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就将一事无成。”[4]群众运动成了决定建设成败的关键。“大搞特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5]通过它就能创造“1天=20年”的奇迹，实现跨越式发展。“学大寨”运动中，无论是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搞农田基建、农业机械化，无不大搞群众运动。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党希望避开苏联建设中的弯路，找到自己的路，此时，自身经验尤其是革命的成功经验愈益成为重要“参考”。群众运动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经验，“一穷二白”的国情决定了党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党在群众中威望空前，翻身农民焕发出空前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可以说，借助群众运动使农业“大干快上”的思路有着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的。

　　但建设毕竟不同于革命，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通过群众运动搞经济违背了经济建设规律，只会适得其反，陷经济于混乱。依赖群众运动搞农业现代化，是把革命年代的经验神圣化，惯性地、教条地搬到农业发展中，终因违反客观规律又违背群众意愿，不仅达不到农业现代化目的，反而使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可见，依赖群众运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二、“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法

　　“抓革命促生产”是“大寨模式”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农业现代化思路，意指“通过频繁的、以阶级斗争为重要内容、以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和保持人民的革命热情，并将之转化为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6](P156)通过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来促生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核心。党号召“学大寨”是希望发扬大寨精神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学大寨”运动初期，这种精神确实促进了农业快速发展，“抓革命”确能“促生产”。但过分强调大寨精神，视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似乎“只要有了大寨精神，即使一时没有化肥，一时没有农业机械，自然条件很不好，同样可以大大发展农业生产”，[4]就能把我国农业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农业。过分强调思想革命化，往往陷入“精神万能论”陷阱，终致建设中产生“速度幻想症”，造成精神能量的滥用和浪费;而忽略物质利益，仅用革命口号作为激励手段，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必然造成精神能量的枯竭和破坏。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7](P497)建设中坚持政治思想工作，激发群众的生产激情，对加快发展是必需的。因此，“抓促”思路并非毫无道理。实践也证明，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如政治革命推翻了旧政权，为新中国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但是，历史地、具体地分析该思路，则不能完全肯定。这里的“革命”特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试图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改造农民，迅速发展农业。1965年，“大寨革命精神”被提炼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而毛泽东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精神是大寨精神的第一位。随着“文革”的深入，“抓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成为根本，是居首位的“纲”;“促生产”退居其次，被淡化为“目”。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搞农业”是大寨典型的精髓和学大寨运动的首要任务。

　　“文革”中，大寨经验被概括为“三条根本经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即用专政办法办农业，“把广大干部群众在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8](P919)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不断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推向极端。大寨人自喻“大寨精神是一种斗争精神”，“斗”是大寨经验的精髓，“不斗就是不革命”，“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各地学大寨不断革命，坚持斗争，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社会混乱，农业生产破坏。二是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自报公议工分”是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评工主要评思想，而不论劳力强弱、农活质量高低。这种“大概工分”显然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社员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然而，该经验却被宣扬为“经营管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成为全国学大寨的重要内容。广东、广西、河北、黑龙江有5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寨式记工方法。这种通过思想领域的“不断革命”发展农业的方法违背经济规律，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助长平均主义，挫伤社员生产积极性，阻滞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9](P311)“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步入阶级斗争误区，“抓革命”成为学大寨运动的首要任务，“促生产”成为一种点缀，农业为频繁的政治运动所冲击。实践证明，以专政办法发展农业是完全错误的，使我国农业深陷困境，农业现代化长期徘徊不前。

　　三、“就地发展、集体致富”的范式

　　“就地发展、集体致富”是“大寨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又一思路。“就地发展”禁止农村人口流动，农民只能在农村种地;“集体致富”则排斥集体经营以外多种经营，试图依靠单一的集体经营同时同步致富。

　　大寨模式片面强调农民就地发展，“以粮为纲”，“劳力归田，‘五匠’归队，车马务农”，限制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发展。“就地发展”保证农业一线有足够的劳力，有利于农业发展，减轻了城市建设和就业压力，维持了建国初的工业化计划。但从长远看，过多富余劳力滞留农村，势必阻碍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富余劳力转移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对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实践证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动，使城乡隔离，农民只能固守农村，成为纯粹的农业劳动者。限制农村发展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则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力在农业和农村内部的调整和流动，不符合农业现代化要求。而“以粮为纲”成了以粮唯一，只抓单一农业生产，限制工副业，阻止社员进入市场交换，导致农产品品种少，商品率低。1980年，粮食收入占70%，经济作物收入仅占30%，仍未摆脱自给生产状态。单一农业经营截断了农业与其它行业的市场联系，延缓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我国农业难以向现代农业转变。

　　发展农村生产力，引导农民致富，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根本目的。在我国，“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0](P237)土改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民生活改善较大。但党始终认为小农经济的自发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共同致富路。从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到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再到1952年在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在土改后试图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的道路。[11]

　　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才能“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2](P79)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也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从1952年起，党领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奠定了农民致富的制度基础。

　　通过集体经营实现农民共富的思路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大寨模式”步入了共同富裕即全体群众同时同步富裕的误区。该模式过分强调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斗争，农民劳动致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多种经营、从事副业、外出务工都在“资本主义”之列，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减少甚至取消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集体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关闭农贸市场，甚至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就是批集体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堵“资本主义的路”就是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农民治穷致富的路。单一的集体经营断了家庭和个体经营增收致富之路，也堵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之途。农民不能通过自由支配生产资料获取个人利益，积极性受挫，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统一经营的物质基础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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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农村人口流动、限制农村发展多种经营与农业现代化背道而驰。排斥集体经营以外的经营方式，不许群众先富，幻想通过单一的集体经营实现全体社员同步、同等地富裕起来，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因此，“就地发展、集体致富”思路迟滞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四、“高积累、低消费”的农业发展思路

　　“高积累、低消费”也体现了“大寨模式”的农业现代化探索思路。

　　国家规定农村生产队分配实行“少扣多分”。生产队提留公积金为可分配总收入的5%，每个社员每年为集体经济提供的劳动积累数应占其全年劳动日数的3%左右，国家和县、社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应控制在5%左右，最多不超过10%。

　　“大寨模式”重积累轻消费，认为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个要不要保证社会主义农业不断扩大再生产，要不要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13]高积累、低消费是发展集体经济的重要手段，多消费、少积累是“资本主义表现”。片面强调扩大积累，不论是否增产增收都强令增加积累。1958年，大寨积累占6.1%，1959年上升至17.9%，1963年大灾之年积累率仍达12.2%，1973年则占总收入的24%。

　　高积累还包括高劳动积累，每年投入大量劳力搞农田基建。1953年冬到1978年，大寨共投工25万个;而1967年到1978年，昔阳县投工9725万个，平均每人440个，等于12年中每个人在农田水利工程上干了一年多时间。[14](P178-179)每年全国都投入六七十亿个劳动日搞农田基建。

　　高积累、低消费发展农业的思路在我国是有原由的。建国初，我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快速发展农业更需要增加积累;低水平工业化不仅无法有效装备农业，反而挤了国家投资中农业应有的份额。据统计，从1952年到1979年，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累计6517.7亿元，其中农业实际投资只有591.5亿元，仅占全国基建投资的9%。农业资金积累渠道单一，靠农民自身增加积累非常必要，因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能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增强社会主义基础。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生产积极性高涨，又有利于增加积累。因此，积累和消费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利益。

　　但积累和消费也存在矛盾。在国民收入既定条件下，扩大积累势必压缩消费，挫伤人民积极性，影响生产发展。从世界各国经验看，积累率以25%左右为宜，积累太少影响经济发展，积累太多则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建国后很长时期我国积累率都在30%以上，结果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甚至出现“经济危机”。1970年到1976年连续七年积累率均在31%到34%之间，我国经济几近崩溃。因此，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是错误的。资金积累过多，农民获益减少，生活长期难以改善，生产热情下降，严重影响了生产;而农业一线劳力被抽调过多，农业发展势必受到影响。高积累挤了消费，以高积累、低消费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也是不成功的。

　　“大寨模式”并非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正确途径，但它为新时期党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历史借鉴，即必须坚决否定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错误行为;必须树立“大农业”意识，坚持农业多种经营共同发展，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富;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前提下，扩大积累，为再生产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开创农业现代化新局面。——论文作者：黎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