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充分发展与区域平衡发展关系辨析
发布时间：2021-06-21
摘 要：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性是导致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使经济活动向东部地区集聚。这一趋势随着中国居民的需求转向一般服务业，以及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内需而得到逆转。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在未来十年有望持续改善。实现全面小康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经济的充分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强烈规模经济性质将导致中国的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重新恶化。我们必须借鉴英美等国的教训，未雨绸缪，一方面要防止现代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等传统行业的空心化，另一方面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服务业收益再分配体系。
关键词：产业结构;规模经济;不平衡;现代服务业;再分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意味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对产业充分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随着产业发展和收入提高，中国经济如何在产业充分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之间取得协调。
一、规模经济性和区域经济不平衡
首先我们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活动区域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规模经济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当某些产业的边际扩张成本会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不断降低时，这些产业就会倾向于聚集在一小片区域中，形成区域产业集群。如果发生这些聚集倾向的产业规模很大，我们将看到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在一小片区域中的高度集中，区域经济不平衡现象就随之出现。
那么，到底哪些产业会具有规模经济现象和产业集聚倾向，而哪些产业不具备呢?下面按照规模经济效应的大小把整个经济分为三类行业：
第一类是非规模经济行业，包括农业、作坊式的手工业以及一般服务业(如餐饮住宿、居民服务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其产品生产没有规模经济效应，边际生产成本不随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一般而言，这一类行业的产出跟投入的要素数量成正比，即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上面的投入增加多少倍，产出就增加多少倍，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对于这些行业来说，在一块土地上集中生产不会带来额外的产出，反而还会因为拥挤而导致效率下降，所以这类行业不会产生区域集中现象。当一个经济体中的主体产业是这些产业时，经济区域发展基本上是平衡的。
第二类行业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但规模经济效应要小于后面将提到的第三类行业，主要代表是现代制造业(相对于作坊式的制造业而言)。虽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途径有所不同，但现代制造业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比如电子产品行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主要途径是上下游厂商之间的供应链外溢效应，钢铁行业产生规模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大型高炉带来的效率提升，汽车行业产生规模经济的主要途径是大规模生产对研发成本的摊销，等等。因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些产业往往会集中在一小片区域中，形成产业集群。而如果产品终端市场高度集中的话，这种产业集群的规模就会更大。当一个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为现代制造业时，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集中于部分地区，经济区域发展出现一定的不平衡。但是，这些产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依然有一定的依赖性，生产规模过大以后，依然会导致拥挤和生产成本上升，所以虽然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要大大高于第一类产业，但并不能完全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第三类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主要代表是在信息革命后产生或者改造的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金融业、媒体和电影等文化产业等等。这一类行业最大的特点是边际生产成本无限接近于零，而且还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因此能产生强大的马太效应，最后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比如在搜索引擎领域，一家公司一旦获得优势，用户通过它就能获得最佳搜索结果，那么用户将倾向于只使用该公司的服务;另一方面，更多用户的使用可以为该公司搜集更多信息，从而进一步提高该公司的服务质量。又比如在金融行业，为什么美国能形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并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呢?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规模大，金融市场需求多;另一方面还跟前面搜索引擎的例子有相似之处，即一旦美国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并成为全世界交易规模最大、交易成本最低的市场以后，交易者都喜欢来到这里，因为在这里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进行交易并有足够多的品种供其分散风险。因此，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金融业也会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理论上，如果允许证券市场之间进行完全的自由竞争，在资本和信息流动成本很低的现代经济中，最后有可能全世界只会剩下唯一一个金融市场。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全球来看，不管是互联网产业还是金融产业，它们都非常集中，区域集中程度要远远高于制造业。因此，当一个经济中的主导行业为这些“赢家通吃”的行业时，经济活动可能最后只会集中在一两个超级赢家区域，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可能出现严重不平衡。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平衡与产业发展
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上述产业特征分类，并结合中国经济的两大特征——(1)超大规模的开放经济体，(2)迅速提升的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来看看产业发展如何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区域布局。
1978年以来，整体来看，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布大致上是一个不断集中的过程，直到最近十年这一过程才得到了逆转，经济活动开始趋于平衡分布。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不断恶化的，直到最近才得到改善。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呢?这一变化跟产业发展之间有何种关系呢?
首先分析经济活动不断集中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凭借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熟练劳动力队伍，另一方面借助大规模吸引外资，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发展迅速。尤其在入世以后，很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制造业产业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以电子行业为例，当某几家电子厂商开始在深圳和苏州落户以后，跟这些企业供应链相关的上下游企业都会搬到深圳和苏州的周边，最终在这两个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在中国东部地区到处开花。加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纷纷采用的增长极理论实践(把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区域优先发展)，①以及我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最终使得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具有规模经济性的制造业成为了这一阶段的主导发展产业是重要原因。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在2007年以后遇到了瓶颈，并出现了区域经济趋向平衡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个转变中，中国经济的两大特征——超大规模和需求结构迅速升级——均起到了作用。
首先是超大规模带来的影响。随着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经济体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很快国际市场就感受到了巨大冲击。中国在世界货物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不到4%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9%，到了2015年达到了13.9%。中国在很多产业上都成为了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当中国成为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和衬衣的最大出口国后，就出现了“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的困境。这种现象在经济学理论中叫做贸易条件恶化。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21%，也就是说，同样的进口和出口数量，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收益降低了21%，这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损失。与此同时，中国的低价出口还被贸易伙伴用倾销、不公平贸易等理由进行抵制。贸易条件的恶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发现，继续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可能不划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经济区域布局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原来沿海地区很多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现在因为贸易条件恶化和生产成本上升，处境艰难。于是部分产业开始转向内需，如果是以内需为导向，布局就要更多的考虑终端市场，因此就不会再像原来那样密集分布在沿海地区。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趋势。
其次是迅速升级的需求结构所带来的影响。随着制造业发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工业品数量的要求，更多的需求开始转向服务业。中国经济结构开始从制造业向一般服务业转变。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一般服务业没有规模经济效应，区域分布更为均衡，所以随着经济发展中一般服务业所占比重提高，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也更趋于平衡。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趋势。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随着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一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加上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内需，贸易占GDP比重也会持续下降;上述趋势结合起来，使得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区域经济实现更平衡的发展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三、充分发展与未来的产业结构
这一部分我们着重讨论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充分发展所可能遇到的产业结构问题，这部分仍然结合前述中国经济的两大特征来展开。
首先是超大经济规模带来的影响。虽然超大经济规模使得中国在货物贸易上受到贸易条件恶化的不利影响，但是超大经济规模也会带来其他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贸易方面。前面提到，因为经济规模太大，所以在货物贸易上遇到了贸易条件恶化问题，进一步充分发展不能再依靠货物贸易了。但是经济规模大是否就没有好处了呢?当然不是。市场规模大对服务贸易是有好处的。以金融行业为例，如果金融市场规模越大，就意味着在这个市场里交易成本越低，风险分散越容易，大家就越喜欢到这个市场进行交易。市场参与者越多，成本继续降低，风险分散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个市场于是不仅可以吸引国内资金，还可以吸引到国际市场资金，最后就形成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类似的其他现代服务业。第二是在创新方面。随着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开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创新的收益就会上升，从而使得创新变得更有吸引力。比如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那么在跟智能手机相关的服务上进行的任何一个微小创新都能凭借中国的庞大市场规模获得较大收益，因此即使很微小的创新都能在中国市场上创造出利润，从而使创新得以实现。科技创新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大的创新都是由小的创新累计起来的，随着中国市场上小创新的不断增加，在中国实现全面创新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其次是快速升级的需求带来的影响。随着一般服务和制造品需求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将更多转向文化、教育、健康等服务业。此外，中国居民的高储蓄带来了大量的存量资产，随着存量资产的不断增加，肩负着为存量资产提高配置效率这一使命的金融业在整体经济中也必然会越来越重要。
为了下一步更加充分的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在上述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上取得突破，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破除很多制度上的约束。比如我们期待，随着中国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并可以向全世界出口金融服务。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乐观态度和未来潜力面前，部分现代服务业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出现了问题。以金融行业为例，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2016年达到了8.3%，比美国2016年7.5%的数字还高。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数字，美国的金融业是为全世界服务，中国金融业基本上只为国内服务，但中国的金融业占比居然高于美国。原因是什么?肯定是我们的金融业出现了一些畸形发展。事实上，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对金融业GDP的统计定义，这个占比越高，说明金融业需要从整体经济的资金分配过程中分得更多的利益，这个数字高并非说明中国金融业的强大，而恰恰是反映了中国金融业的效率低下。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的特征意味着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且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破除各种障碍，为十年以后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打下基础。
四、中国未来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国际经验的启示
对于大国来说，经济区域平衡的发展演变会经历哪些阶段呢?我们比较一下主要大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节点。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的转折点。我们以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到顶点来衡量。达到这个拐点以后，经济需求开始从实物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美国1953年这一比重达到顶点，日本是1970年达到顶点，中国已经在2006年达到顶点。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已经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而且转型速度很快。
第二，全球经济地位上的转折点。我们以经济规模全球占比来衡量。美国在二战刚结束时达到顶峰并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日本则是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对于中国，不同预测的结果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基本上认为中国在5-10年以后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国内经济结构的转折点意味着国内区域平衡的不断改善，日本和美国在这一转折点以后都迎来了区域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和区域矛盾较少的阶段。中国在2006年以后也进入了这一阶段。这对希望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在全球经济地位的转折点前后，美国和日本的反应有较大的差异。美国凭借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在金融业、信息技术、文化等全球性的现代服务产业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些产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的逐步空心化，美国经济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逐渐加重。日本虽然在1990年前后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度繁荣(日本金融业占GDP比重在1990年前后跟美国相差不多，现在则大大落后于美国)，但并没有持续发展。虽然日本经济也因此一直无法向上突破，但日本国内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低于美国。
中国将来在全球经济地位上取得转折点以后，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第三部分的愿景，破除各种障碍实现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些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那么，这种发展又会对经济区域平衡带来什么影响呢?如前所述，现代服务业具有比制造业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也会使得区域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当现代服务业在将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后，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可能会重新困扰中国经济，而且这次的困扰会比前一次更为棘手。
美国和英国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最好的两个经济体，也正是这两个经济体，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以后(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这两个国家198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名列前茅)，最近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割裂问题。实际上，这一割裂正好体现了过去三十年这两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部分地区在过去三十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中高度受益，成为大赢家。比如英国伦敦作为欧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大大受益，美国东北部地区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而受益，美国加州作为全球的信息技术中心而受益。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的很多区域则在经济增长中逐步被边缘化，不但没有享受到现代服务业的繁荣，而且还在传统行业的衰退中日益凋零。巧合的是，不管是英国的退欧公投还是美国的2016总统大选，基本上形成了50%的人和另外50%的人在利益诉求上几乎完全相对，这样的利益格局意味着任何一项改革都很容易成为否决政治的牺牲品而难以推动。
而之所以陷入这一困境，笔者认为跟制定经济政策所依赖的经济理论有关。长期以来，影响经济决策的大部分经济理论模型会假设产业发展完全没有规模经济，给出的相应政策建议因此也往往会只强调整体经济增长而忽略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种政策长期实施的后果是区域发展的逐渐割裂，最后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前，经济学理论界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面临知识外溢性或者其他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时，应该如何处理收入分配问题。当然，美国经济学理论界关注这个问题的视角是：当中国因为获得外界知识的助力而获得快速发展后，应该把自己经济收益的一部分以知识付费的方式返还给美国，否则就是不公平贸易。实际上，在美国国内的情况是，正是非中心地区为中心地区的这些现代服务业慷慨付费后，导致了区域不平衡的加剧和政治割裂。因此，怎么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现代服务业收益再分配体系，其实是西方国家正在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在当下的中国区域矛盾中，这一问题也已经或即将成为中国决策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期待中国的相关实践在这方面能够找出一条道路，这也将是中国经济对全世界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做出的重大贡献。——论文作者：冯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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