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发布时间：2021-06-11
[摘要]哈贝马斯在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意识哲学范式下所催生出的工具理性，力图从交往哲学范式重建理性，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这一理论以语言为媒介，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试图达成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增添了交往视角的理性因素与语言向度，还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仅从语言出发的交往行为具有片面性，将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寄托于主体间的交往则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这两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哈贝马斯;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反对意识哲学范式下所催生出的工具理性，力图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面对生活世界受到货币和权利的侵蚀、人性被压抑、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他从语言出发系统地考察了交往活动，倡导对话商谈，希望建立普遍道德规范，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虽然该理论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超越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但总的来说，这一理论为解决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生活世界殖民化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理性、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理性的概念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哲学发展到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它们都将理性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加以考量。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理念”等是把握世界秩序的最终根据。在近代西方哲学里，理性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并在人的自我意识里得到真正的自觉。启蒙运动之后，理性取代了神并走向反面，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理性在技术的洗礼下成为工具理性，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当人类出现现代性危机的时候，大多数理论家将矛头直指理性，哈贝马斯则认为理性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他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意识哲学范式下所催生出的工具理性，力图从交往哲学范式重建理性。
理性在古希腊哲学时期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理性或者说自然理性。古希腊哲学家追求世界的本原、万物的始基，他们希望揭示出变动不居的万物背后那支不变的力量。赫拉克利特曾把推动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动因归结为火，火是一股能动的力量，它不用依靠任何外界力量就能燃烧。此外，他认为“逻各斯”就是万物生灭变化的尺度。“逻各斯”在他看来就是宇宙事物的理性或规则。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个别事物存在的共同本质;在“理念论”中人性包含情欲、意志和理性三个部分，只有统治者即哲学家才具备理性，而且只有拥有理性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正义的国家。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成为主流，理性被潜藏于信仰之下。
近代西方哲学强调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主体的理性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张扬。康德率先完成了对理性的确证，当以往哲学家都在论证人应该通过逻辑推演或经验事实认识客体的时候，康德完成了“哥白尼革命”。简言之，认识并非是基于一种客体的视角，而是可以直接通过主体的理性达成。他把科学认知领域的认识和道德领域的意志自由的最终根据全都归结于主体，“它在科学认识领域里表现为‘自我意识’、‘我思’、‘先验统觉’等不同名称所表示的意识的综合统一能力，而在道德领域里则表现为‘意志自由’的道德立法能力。”[1](P11)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将理性发展为一种“绝对理性”，他用“绝对精神”构筑了一座庞大的思辨哲学大厦并以绝对精神作为自己的始处与归处。绝对精神为了实现自己，首先外化出自然界、人类社会，再对其进行扬弃并最终回到自身，以达到绝对的自由，因而全部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都是精神在发展。哲学发展到黑格尔这一阶段，“理性”概念发展到顶峰。
我们现在讨论理性概念的时候离不开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关注。文艺复兴使得人性得以回归，它高颂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的理性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力图以理性冲破神学的枷锁，这是一种由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启蒙运动直接以理性作为旗帜，意在用知识替代神话使世界得以“祛魅”，但理性在这一时期的过度膨胀就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如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如果整个社会充斥着理性与启蒙，那就会使启蒙走向自我摧残，使得启蒙化作新的迷信和神话。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的主体性不断得以彰显，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世界的中心，但与此同时，人也渐渐成为技术的附庸，存在的意义在慢慢消退。这一时期的理性与技术相联结成为工具理性，它侧重于强调事物的最大功效，力图实现人的某种功利性目的。马克思·韦伯关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他认为形式理性与目的理性会带来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他从文化与社会两个角度以一种中立的立场探讨了“合理化”，最终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悲观诊断。马尔库塞最开始推崇理性，后来他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理性为技术所渗透带有了工具性的色彩，成为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工具。
当大多数学者都对理性持否定态度的时候，哈贝马斯却力图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本身既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也存在自身的消极影响，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看待理性。他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意识哲学范式下所催生出的工具理性，力图从交往哲学范式重建理性，因而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还未完成自身的使命，还需要在当今时代进一步发展，在这之中对交往的考量也愈加重要。
二、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2](P378)在他看来，协调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这一行为过程又与交往有必然联系，因而对交往本身的探讨极为重要。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将语言、生活世界、主体间性纳入进来，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色。
(一)以语言为媒介
交往属于社会行为，要达到交往的有效性就必须使得参与交往活动的人们相互理解，也就是要明白他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因此语言的重要地位就凸显出来，对语言进行分析是理解交往的必经之路。20世纪发生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使得原本被当作工具存在的语言变成了哲学的基础与出发点。哈贝马斯在这一大背景下也重视对语言的研究，将语言向度纳入到交往视角中，提出了普遍语用学。一般而言，语用学的研究视野更广，它跳出了语言本身，将交流双方也纳入进来，分析语言与其使用者以及具体的情境的关联，强调语言的意义与其被使用的方式的关联，在言语行为中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哈贝马斯的这一学说就是要确立并重建规范性基础。他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3](P1)他就是要确立使得人们互相理解的东西，将语言向度纳入到交往中，使它们联系起来并确立一种规范。
哈贝马斯提出，我们的言语行为涉及三个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并且他区分了四种社会行为: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前三类社会行为分别与三类话语活动相对应:断言式、调节式、表达式，而第四类则对应于交往性话语活动。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其他行为的基础，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媒介，使得人们能够相互理解，从而间接地将三个世界连接起来，这其中语言发挥着关键作用。哈贝马斯提出，若想使某一言说过程成功有效则必须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言说者要表达出能够被听者理解的话语，这种表达一定是能够被对方领会的;第二，言说者要表达出某种真实的内容，这种内容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第三，言说者要真心实意的说出他的想法，这样他人才有可能对他完全信赖，并相信他说的内容;第四，言说者所表达的内容必须是人们公认的内容，这样言说者才能与听者达到认同。这些要求可被概括为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做到这些就能使言语行为成功合理，从而打破交往的屏障。这些原则合理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得交往理性具有了更牢靠的基础。
(二)以生活世界为背景
胡塞尔最早谈论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他认为，客体或存有的意义是由主体或理性赋予的，因此客体或存有由主体决定，没有自己的独立实在性。他认为，生活世界指的是我们平日里生活于其中的地方，那里充满着动感，并且这个世界是本来就自明的，没有怀疑的地方。受胡塞尔理论的影响，哈贝马斯关注生活世界，他在胡塞尔理论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不是全盘接纳。他赞同胡塞尔有关生活世界是自明的、确定的观点，但他认为其生活世界概念是在主客体关系层面上思考得出的，属于主体意识领域的概念。哈贝马斯看到了人们之间真切的互动交流现象和语言的重要作用，突破了主客体传统，并重视人与人的交往，主张回归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4](P387)文化指的是一个人自身具有的知识储备，他能够利用这些储备对某些东西进行解释;社会是指一种合法的秩序，人们能够根据这些秩序调整成员资格，从而巩固联合社会团体;个性是指一个人说话和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保证他正常的理解话语、参与活动。这三大结构分别承担三个方面的职能:理解功能、行动合作功能与社会化功能。在他看来，人们的交往必须在这个世界中，说者与听者总是在这个先验场所里表达、互动。在这个场所中客观的、社会的与主观的世界能够联系起来，任何试图脱离这个场所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他提出这个场所具备的三个特性:第一，无中介的明确性，也称“无间距性”，指生活世界具有“视域”与“非课题性”的特征，情景的变换也会引发视域的变换，生活世界不是我们研究的课题，而是作为隐含的前提式的背景存在;第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即时间与空间中的总体性，人们立足于这一时空形成交往关系，但人无法完全走出这个总体，总会受到某些时空关系的制约;第三，生活世界具有整体论的特征，这即是说生活世界的各个要素还未分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不可穿透的、混沌的。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系统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忧心忡忡，现代西方社会对物质、商品、权利的追逐导致系统不断侵蚀生活世界，使得生活世界变得破碎，失去了原有的规范，逐渐被系统控制。在他看来，只有对系统加以限制才能摆脱这种殖民控制。
(三)以主体间性为核心
随着西方哲学“生活世界”的提出，“主体间性”也受到了重视。这一哲学话语始于胡塞尔，他认为世界上不止有一个自我或主体，而是在“我”这个主体之外，还有多个其他主体或他我，自我与其他众多的他我构成一个多元的主体群。自我与他我总是相关的，共同构成主体间性的世界。在他看来，主体间性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那种关系性、连续性，每一主体处在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网络之内，没有哪一个具有优先性。哈贝马斯受到胡塞尔思想的启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将主体间性引入到交往理论，指明这是人们自由交往的前提，只有在这个结构里，主体之间才能协调认同，从而生活世界的三个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才得以交织在一起，形成整体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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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指出语言可以反映出主体间相互作用的间性结构。只要言说者和他人交流，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主体间性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之下个体可以在自由交往之中得到自身的认同，在自由自愿作用下促成社会化变成现实。这有别于意识哲学关注的个别主体的理性自决，而是关注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达到共识与行为的协调。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方面意味着行为范式的转变:从目的行为转向交往行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策略的改变，即重建现代理性概念策略的改变。”[2](P372)也就是说，哲学关注的焦点从主体如何把握客体转向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工具理性让位于语言基础上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表现在交往共识的前提之中，这种共识是经过一种程序性过程而获得的，因而交往理性具有程序性的特征，需要人们互相交流、协商、论证达成某种共识。交往理性虽然需要一些过程发生作用，但它不是间接作用于社会的，不管在什么情景与环境中交往皆需要主体间的理解与认同，所以交往理性的范式是主体间性的关系，而不是由单个参与者就能够达到的。只要主体进行交往，他们就处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之下，在这之中理解发挥着协调的作用，在这种相互理解的过程中，交往理性产生约束作用。现代性危机的出现与主体间的分离关系甚密，只有主体之间达到和解与共识，彼此互动交往，出现的危机才有可能得到化解。
三、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评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增添了交往视角的理性因素与语言向度，还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然而这种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仅从语言出发分析交往行动理论，具有片面性。此外，将现代性危机的解决诉诸于主体间的交往具有乌托邦性质。
(一)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首先，交往行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受到了老一辈理论家的影响，他指明“是卢卡奇把我引向了青年马克思。当然，其中阿多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P487)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他们的理论，而是指出了他们的批判理论在时代变化中的不足之处:“批判的弱点可由如下三个短语表现出来:‘规范的基础’、‘真理概念以及同科学的关系’、‘低估民主———法制国家的传统’。”[2](P491)哈贝马斯认为，老一辈的批判理论强调理性的否定性，却没有提出一种形式规则对理性进行证明，认为批判理论没有摆脱传统的真理观，还是从真实性的意义上进行分析的，没有将康德的道德实践理性、美学判断力理性包含进去。为了克服这三点不足，他创立了交往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批判了工具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这还不够，还需要建构交往合理性，于是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其次，增添了交往视角的理性因素与语言向度。以往的交往视角与理性因素不相关联，只是对交往的主体、过程与结果等方面进行考察。在近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作用非常突出，且地位愈来愈高，而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也愈加突出，工具理性甚至开始操控社会，生活世界也发生了异化。在哈贝马斯看来，问题的症结并非我们能察觉的技术与理性的问题，而是交往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对交往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交往理性，认为交往理性是对片面主体性的扬弃。[5]他试图构建一种人们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规范，最终将理性推向更高层次的反思理性。此外，哈贝马斯注重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语言不只是工具般的存在，人们之间一定要理解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交往，正是语言使得交往双方能够明白彼此的意图，在这里语言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同时，因为语言本身有着内在的规范，所以语言对交往双方能够制约，使得他们能够达成相互理解的目的，并形成共识，促使交往合理化形成，语言向度在交往视角中展现出来。
最后，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提供了新思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容易发生经济危机，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因而在19世纪末，国家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此外，各国对于技术的控制愈来愈紧密，国家重视工业、军事、通讯、国防等领域的科技发展，人们迷信科技的力量并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生活便捷。然而也是因为技术的高度发展，导致这一时期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沉迷物质与消费，金钱与权力显得愈来愈具有诱惑力。在晚期阶段，现代性维度被体现出来，工具理性在其中充分展现，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科层制的渗透，这一阶段人的自由进一步被限制。哈贝马斯试图在现代工业文明校正中重建后期资本主义文明。[6]他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因危机。在这些危机之下，生活世界受到了货币和权力的侵蚀，人们不再能够进行自由的交往，生活世界变得破碎，失去了原有的规范，逐渐被系统控制。他通过系统分析危机的来源提出了要通过建立交往理性，创立合理有效的交往来抵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这无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视角。
(二)交往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一方面，仅从语言出发的交往行为具有片面性。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主要指的是以语言为基础和媒介的精神交往，这就否定了马克思认为的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的观点。他认为的交往是发生在精神领域，而不是物质领域。然而，在马克思那里，交往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劳动关系决定人的交往关系。人首先需要满足物质生产的需求，从中产生出物质交往，而后才会有满足精神交往的需求。因此，那种纯粹的精神交往是站不住脚的，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精神交往行为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没有关注到物质交往的基础性，还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认为，要想言语行为成功必须要承担一些有效性的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要求或者说原则在现实中却很难逐一实现，因为语言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单独的存在，它与具体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根据语境的不同会有多样的表达方式，有时会出现反讽、夸张、调侃等情况。这些情况下的言语活动不一定满足以上三种要求，并且言说者不可能时时处在理性之中，主观上的任意性偶尔也会浮出水面，可以说他回避了语言本身和语言环境等困难。[7]此外，世界上语言的种类多样，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法规则，不同地区的语言使用有不同的习惯，地区差异也会有方言的差别，这都是交往之中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也是哈贝马斯忽略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满足交往的原则就能够达到双方的理解，这显然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交往行动理论难以真正解决现代性危机，因而这一理论具有乌托邦性质。第一，交往环境过于理想。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交往环境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的，在这之中人们自由畅谈，既能表达自己，又能达成和谐。他认为在这个生活世界里，人们没有利益之争，所发生的交往活动也是自由的、平等的、纯粹的，不会被任何利益熏染，人们只有精神的交流，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东西，即使存在不和谐也能通过商谈达成共识。然而这种交往环境是不现实的，由于人们的交往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那么就会存在私人利益，并且由于阶级的存在人们不可能平等的进入交往情景，所以哈贝马斯设想的交往环境具有乌托邦性质，其救赎性的批判理论是以乌托邦倾向为代价的。[8]第二，建立普遍的道德规范难以实现。当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交往扭曲这一现象时，他提出要建立普遍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他认为，只要在这一规范制约下就能实现合理的、有序的、和谐的交往，从而使得人们能够互相理解，实现交往的目的。然而，这种道德规范是很难建立的，由于每个人的利益不同，想要顾全各方利益是不大可能的，并且每个地区的传统不同，因此建立起他所设想的那种道德规范非常困难。即使建立起了普遍的道德规范也不一定能实现交往合理性，因为是否选择遵守、遵守的程度都与交往活动参与者自身的道德素质相关，没有高素质的参与者再完善的道德规范也意义不大。——论文作者：杜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