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人类学与影像民族志的发端

发布时间：2021-05-08

　　摘要：抢救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欧美各国在全球殖民统治、对土著居民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的历史语境中，受到社会进化论的直接影响而出现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范式。抢救人类学主张在土著文明消亡之前，记录其社会特征与人种特质等信息，作为人类进化的“标本”予以收藏和研究。在抢救人类学实施过程中，刚问世不久的电影技术也成为田野调查的记录工具，由此生发了影视人类学的萌芽。尽管抢救人类学作为早期范式之一久已淡出学术视野，但在实践领域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抢救人类学;影像民族志;文化救险;社会进化论;非遗影像

　　当代人类学已发展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学科大树，除了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传统的主要分支之外，人类学也在艺术、饮食、疾病、灾害、娱乐等新的研究领域开枝散叶，将学术触角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在人类学学术主干最古老的根基处，一条名为“抢救人类学”(SalvageAnthropology)的根脉虽已黯淡，却并未生机断绝。从19世纪中叶人类学的初期萌芽，到现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抢救人类学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理论迁移与范式改变，尽管在学术视域中早如明日黄花，乏人问津，却依然有着存亡绝续的实践价值，特别是在影视人类学的学术源流中，以影像民族志形式进行的文化救险和影像记录经久不息，贯穿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迄今仍是影视人类学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

　　一、欧洲殖民扩张与原住民生存危机

　　人类学于19世纪中叶的早期学科建构，从历史情境上源于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殖民扩张及其对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全面“接触”。一方面，欧洲殖民者在海外的见闻描绘出一幅前所未见的人种与文化多样性图景，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欧洲人在与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原住民的交往中，逐渐自我认同为更文明、先进乃至高等的种族。通过贸易、殖民、传教、战争、探险等一系列跨文化活动，作为“他者”的“野蛮人”(Savage)不断滋养并强化欧洲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同时也成为启蒙运动的一种文化渊薮。挪威人类学家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ThomasHyllandEriksen)在《人类学史》一书中指出：“从笛卡尔(1596—1650)到尼采(1844—1900)，每一位重要哲学家在构建他们有关人性的学说及其哲学人类学时，经常会直接援引有关非欧洲人族群的时兴知识与信念。但在他们大多数论述中，‘他者’仍只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作者们对其生活方式并无多少兴趣，只是将他们视为欧洲人讨论欧洲事务时的某种修辞手段。”①

　　但即便是在人类学诞生之前的时代，一些人文主义者，比如法国思想家蒙田(1533—1592)，就已经反对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本土文明与社会的毁灭：“那么多的城市被夷为平地，那么多的民族遭到灭绝，上百万的人民遭到屠戮;为了珠宝和胡椒的买卖，世界上最富饶、最美丽的地区被破坏得面目全非：这是卑鄙的胜利。”①可悲的是，这种“卑鄙的胜利”却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逐步建构起一个以欧洲为核心的全球殖民霸权体系，并于19世纪达到了巅峰。针对欧洲人海外殖民暴行的谴责之声，甚至出现在1837年《英国议会有关各殖民地土著部落的调查报告之中》，报告撰写者威廉·巴尔(WilliamBall)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人不请自来地闯入土著居民的领地，当他们到来时，不仅表现得如同是无可置疑的土地主人，对于那些打算继续生活在祖先土地上的土著人，他们还视其为侵略者施以惩罚。当土著们被发现出现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就会被当做小偷或强盗，像狗或袋鼠一样驱赶回内陆。……欧洲不同的国家在对待土著居民时或因时因势有所变化，但其后果并无差异，对原住民而言，无论是荷兰人的残忍暴虐，还是西班牙人的酷虐偏执，抑或是英国人的贪得无厌，都是一样的寡廉鲜耻与毁灭性的。”②

　　在19世纪，各原住民社会的确面临着人种绝灭的险境，其中代表性的个案是塔斯马尼亚人种的灭亡。这一在大洋洲塔斯马尼亚岛上繁衍生息了近2万年以上的种族，自19世纪初叶欧洲人登岛殖民定居之后，遇到了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在73年间(1803—1876年)，塔斯马尼亚土著黑人惨遭驱逐与屠戮，人口锐减。“1869年3月，最后一个纯血统的土著男子威廉·兰奈死于霍乱性腹泻，1876年5月，最后一个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特鲁卡尼尼死于霍巴特，整个种族从此灭绝……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灭绝是由白人移民一手造成的，澳大利亚白人移民应对世界近代史上唯一的种族灭绝案负全部的历史责任。”③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同样处境凄惨，英国议会在1837年发布的土著调查报告中称：“克里印第安人(CreeIndians)曾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如今衰退得只剩下几户人家，聚居在欧洲人生活区的附近，在30—40年间，他们的人口数量从8000—10000人下降至200—300人，如果不采取改善措施的话，他们无疑将在短时间内灭绝。”④类似的统计数字在北美印第安部落比比皆是。

　　英国早期人种学者詹姆斯·考勒斯·普理查德(JamesCowlesPrichard，1786—1848)在1839年向“英国科学协进会”(theBritish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无论欧洲人移居何方，他们的到来都会成为土著部落灭绝的预兆。如今，随着近年来殖民进程的不断进展，随着距离与自然环境的阻碍被极力克服，我们可以估算出，悬在更大部分人类(指土著部落)上方的灾难将加速到来。或许在下一个世纪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原住民族都将不复存在。”普理查德进而提出：“如果基督教各民族认为将同属人类种族的众多部落从最终的绝灭中拯救出来并非他们的责任，那么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当下最为紧要的事情，便是获取比我们现今所知更多的有关他们体质与道德特征方面的信息。有关他们生理结构、历史谱系、迁徙规律等方面的有意思的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些种族的心理活动也尚未以明智的方式进行研究。这都是完善人类历史与人类心智哲学所欠缺的内容。在如此众多的部落灭绝，他们的思想也随之消亡的情形下，我们又如何能获得这一切?”①

　　二、社会进化论与“抢救人类学”的创设

　　19世纪中叶，这一世界性的种族消亡灾难又得到了一种新理论的支援。1859年，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1)发表了跨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OriginofSpecies)，使得进化论(Evolutionism)成为挑战神创论(Creationism)，奠定近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核心价值观。他的同侪，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则将进化理论运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认为人类各种族同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在世界各地的“野蛮人”部落与欧洲的“现代文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路线。挪威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Barth)在追溯英国人类学的源流时指出：“由于发现‘野蛮人’的工具与欧洲出土的石器时代的手工遗存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并且受到先于达尔文的社会进化思想的影响，(英国人种)学会的成员们猜测在当代的‘野蛮人’与业已消失的原始人类种族之间有着相似性，由此出发，产生了一种观点：即对‘野蛮人’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具有潜在的和全球性的重要性，这为早期人类学的学科形成提供了界定性的主题。”②

　　正是由于“野蛮人”部落被视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遗存”之物，无论是基于“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还是源自欧洲殖民统治者摧残与杀戮的社会现实，在19世纪欧美人种学者的视野中，全球土著社会都将在不远的将来遭到彻底的灭亡——不管是从“文化”或是“种群”的意义上。因此，一种存亡绝续的强烈紧迫感，驱使这些学人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抢救”(Salvage)工作，努力在一种土著文明绝灭之前，搜集并保存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料，作为学术研究不可复得的数据。美国人类学家雅各布·威廉·格鲁伯(JacobW.Gruber)在其名为《民族志式抢救与人类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抢救’的传统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念与方法，孕育了人类学及其早期的学科特质，即便在形成这一传统的社会情境早已消失之后，它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仍十分显著。”③这也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往往被后人称作“抢救人类学”(SalvageAnthropology)或“紧迫人类学”(UrgentAnthropology)的原因所在。

　　在英、美两国，奠定人类学学科基础的“图腾先祖”们大都参与过文化救险(CultureSalvage)的工作。首任美国史密森学会民族学局(TheBureauofEthnologyofSmithsonianInstitution)局长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WesleyPowell，1834—1902)认识到：“由于印第安人口的飞快减少，我们的研究领域也在迅速地萎缩。他们所有的习惯、风俗与观念都在消亡，甚至他们的语言也在消失。过不了几年，我们将无法再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初状态，只能获知于历史记录。有鉴于此，美国的民族学必须全力推进。”④他进而领导民族学局，对印第安各部落“所有的风俗、法律、政权、组织、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等，都展开调查。由于语言是进入印第安人思想与观念唯一的途径，因此语言调查必须优先。这些都将成为打开本土美洲人神秘的精神世界的钥匙”①。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先驱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同样意识到欧洲人的持续殖民将对美洲本土文明的复杂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而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必须在太晚之前，记录下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人类学者梅森·赫塞(MasonHersey)在《路易斯·亨利·摩根与人类学的文明观》一文中指出：“摩根因为与北美土著生活关系密切而肩负责任，也知晓即将迅速吞噬这一切的毁灭趋势，他很早便确认了美国学人所面对的使命：‘他们有必要像希罗多德当年在亚洲和非洲所做的那样，拜访土著部落的村庄和宿营地，研究他们鲜活有机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处境，以及他们对生活的规划。’”②作为最早将田野调查运用于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摩根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处境持同情的态度，并发表了关于印第安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详尽报告。这种经常被称作“紧迫人类学”的学术观点，还被另一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所共享，并在此后的原住民研究领域中广泛传播。

　　活跃在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人类学者同样有此文化救险的紧迫感。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牛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爱德华·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曾在1884年有感于民族志数据来源的急剧消失，呼吁英国科学协进会新成立的人类学分部开展对濒危土著文化的记录工作，该组织随即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搜集和出版北美洲西北海岸各原住民部落的资料。1886年，当时还未入籍美国的弗朗茨·博厄斯参与了这一计划。他在曾经繁荣过的原住民社区游历考察，但感受到白人的传教点、罐头厂、城镇以及铁路造成的同化力量破坏了当地的传统文化与语言，亟须开展普查与研究。博厄斯开发出一套拼写方法，能够将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原住民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无文字语言记录下来，他将其传授给本地助手乔治·亨特(GeorgeHunt)，并派其寻访记述他所能查知的任何故事、神话、民间传说、家族往事与历史掌故等。亨特不负嘱托，记录下从菜谱到梦境等种种文化事项。研究博厄斯的学者哈利·怀特海(HarryWhitehead)在《弗朗茨·博厄斯、乔治·亨特与加拿大西北海岸土著文化的抢救》一文中指出：“这项研究产生了5000多页印刷出版的文字成果，以及更多未出版的资料。如此繁多的有关夸扣特尔人的研究被博厄斯、亨特及其追随者们陆续开展，以至于一位名叫格洛莉娅·克兰默·韦伯斯特(GloriaCranmerWebster)的夸扣特尔人长老兼人类学家曾说她的族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人类学化(anthropologized)的土著族群’。”③

　　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阿尔弗雷德·C.哈登(AlfredC.Haddon，1855—1940)在1899年的《自然》撰文论述其学史著名的“1898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人类学考察”(TheCambridgeAnthropologicalExpeditiontoTorresStraits，1898)必要性时，也对托雷斯海峡岛民的生存境况与文化存续表示悲观：“在为时过晚之前展开对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全面研究非常重要。自1872年以来，岛民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传教组织的引导，而在此之前，珍珠母产业也已在此出现。由于受到白人的多种影响，当地文化的快速改变已不可避免，更不幸的是，在大多数岛屿，本地人口也开始大规模减少。”④哈登率领的剑桥大学考察队在托雷斯海峡诸岛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人类学调查，涵盖岛民体质、语言、音系、心理、思维、艺术、医疗卫生以及自然条件等多项内容。他以这次开创性的人类学考察，一方面突破了早期“摇椅人类学”的文献方法论，主张人类学者在田野中获取第一手的民族志材料，另一方面则亲身实践了“抢救人类学”的使命。在其代表作《人的研究》中，他发出叹息：“最有意义的研究资料正在离我们而去，不仅是缘自它们的消逝，也由于那些本应在它们从视野与记忆中消失之前热心记录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冷漠。”①

　　在人类学的萌芽时代，对欧洲之外的“野蛮人”文化乃至族群灭绝的忧虑与行动，的确促进了这门新兴社会学科的确立与前期发展。“在为时过晚之前(BeforeIt’sTooLate)进行抢救性记录”，成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许多人类学者前往世界各地从事民族志调查与原住民部落文物搜集的主要初衷。正如雅各布·威廉·格鲁伯所言：“这一时代的人类学不论置于何种理论框架之下，都有同一曲副歌在回响：野蛮人正在消失，应尽你所能地进行保护，要为子孙后代负起责任。”②正是在对非欧洲文明的原始建构、进化排序以及“文化救险”过程中，人类学迈出了学科发展的第一步。尽管后世人类学理论不断反思与批判“抢救人类学”的价值观念，但它在其时代语境中却代表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关注那些在现代社会与文明边缘受到损害的人们，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底色之一。——论文作者：●朱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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