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社会性——2020年艺术理论类图书盘点

发布时间：2021-04-16

　　导读】艺术具有深切的社会性。就此，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作品具有社会性，从中可以解读出丰富的社会信息;其次，艺术家具有社会性，其创作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再次，艺术观众具有社会性，他们在历史中流变，在社会中形成;最后，艺术制度本身是社会性的，对艺术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艺术观众社会

　　豪泽尔指出，只有没艺术的社会，却不存在没社会的艺术。艺术的社会性是它自身非常重要的属性。为了理解艺术的社会性，我们在此前两年的图书盘点中，探讨过两者关联的三个维度，即理论、历史与现实维度，也探讨过两者关联的地域维度，即中西艺术与社会。这并不能穷尽我们对艺术社会性的理解。这一次我们准备深入艺术内部，探讨艺术的各个组成部分或环节所具有的社会性。对艺术的组成部分或环节，我们拟从格里斯沃尔德的文化菱形出发，将其分为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观众和艺术制度四部分。毫无疑问，前三者都具有深厚的社会性，深深地嵌人社会之中。最后的艺术制度，本身就是这种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一、艺术作品的社会性

　　艺术作品具有社会性，首先表现在它可以反映社会，我们从中可以解读出社会的相关信息。汉斯?赛德尔迈尔的《艺术的危机：中心的丧失》从艺术创造维度对人类文化整体进行全面诊断，认为现代艺术处于深重的危机中，这不仅意味着审美危机，更是文化和宗教分裂瓦解过程的协同因素或表现形式。本书在1948年德国出版时的书名为“中心的丧失：作为时代症候和象征的19世纪和20世纪艺术”，这形象地表明了本书的主题，即万物分崩离析，中心无法控制，我们来到了斯宾格勒意义上的文化落幕阶段。如果说赛德尔迈尔通过西方现代艺术的危机解读出了西方文化和宗教的深重问题，那么包华石的《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则通过中西视觉艺术追踪了两者政治观念的差异。在包华石看来，施政权力、政体、人民、平等等抽象的政治理念都会在绘画、诗文、园林等中得到体现。例如，中西之间对政体理解的差异就从南宋时期的《望贤迎驾图》和《利维坦》的插图中得到形象化呈现。包华石的研究表明，视觉与政治从来都是紧密关联、相互纠缠的。

　　迈耶?夏皮罗的《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探讨了绘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广泛论述了绘画中的哲学观念、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的社会基础、艺术与社会变迁等问题，揭示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切关联。例如，现代艺术貌似是混乱的、完全个人幻想的投射，貌似与社会无关，但在夏皮罗看来，这种个人主义的特征“远不是对社会关系的否定，而是某种社会关系模式的成果”[1]，我们无法脱离现代社会来理解它。这就像散步，尽管这是我们享受自由经验的好机会，但它的实现同样有赖于社会制度，而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肯尼斯?克拉克的《风景人画》对风景画进行了系统研究。克拉克探讨了象征风景、事实风景、幻想风景、理想风景等不同类型的风景画。在他看来，艺术的变化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就内部原因而言，它有自身的演变规律;就外部原因而言，“艺术就会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基本假定和无意识哲学”[2]。

　　对于艺术与它所处时代的哲学观念之间的关联，张颖的《存在主义时代的理论与艺术》有清晰的揭示。张颖指出，该书的目的就是用时代视角涵盖存在主义的各个层面。本书在主体部分分析了9部理论/艺术作品，如《不可见的物》《局外人》《禁闭》《意义与无意义》《追求绝对》《贾科梅蒂的绘画》《革命之路》《美好的图画》等，勾勒出存在主义时代的基本氛围。在探讨艺术作品时，作者重点关注了它们与存在主义哲学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这在她对贾科梅蒂作品的解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她看来，贾科梅蒂的作品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之间具有深刻的关联，“二人思想曾经相交或相切，并在交点或切点上给予彼此以深刻的重塑作用”[3]。

　　西奥多?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修订译本)》是非常重要的著作，2020年在译者修订后重新出版。在阿多诺看来，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需要多角度地审视。艺术的社会性主要不在于艺术反映社会，而在于艺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只有如此，艺术才可以生存。艺术具有批判精神，可以唤醒人们直面社会问题。阿多诺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批评观念。常培杰的《拯救表象：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是对此的系统揭示和深入探究。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以“文体、历史与哲学”“唯名论、表象与真理”“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先锋艺术”为题。常培杰指出，阿多诺的艺术批评观念以其论说文为文体形式，推崇内在批评。批判先锋艺术，维护现代主义自律艺术，是阿多诺艺术批评的基本内容。

　　李修建编译的《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续编》是艺术人类学领域的一本重要译文集。作者2016年编译的《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本书是它的续编。正如李修建所言，本书收录论文11篇，主要涉及六方面的内容，即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艺术的定义及其内涵、旅游艺术、艺术人类学田野个案研究、挪用、范丹姆的研究。本书告诉我们，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艺术是一种地方性实践，必须将其置于所述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才可以对它具有恰当的理解。就此而言，西玛?阿罗姆的《班吉的管号乐队：一位民族音乐学家的迷人之旅》提供了生动的个案研究。在书中，阿罗姆讲述了他逐渐理解非洲音乐的过程，表明那些貌似毫无规律的音乐，实际上有着自己特定的逻辑和规则，并且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作者由此也反思了西方的音乐传统，认识到它所确立的音阶的概念，绝非普遍适用的。只有跳出西方思维的局限性，才可以真正认识非洲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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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恩?鲍曼的《高雅好莱坞：从娱乐到艺术》探讨了艺术地位的变迁过程。在他看来，好莱坞电影原本是一种娱乐，但后来有一部分获得了艺术的地位，实现了从娱乐到艺术的地位跃升。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迁，与三个主要因素密切相关，即机会空间、体制资源和智识化话语。这形象地呈现了艺术作品的地位变迁背后的社会力量与机制。

　　二、艺术家的社会性

　　在传统的美学观念中，艺术家一般是单独进行创作的天才。但是，实际上，艺术家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换言之，艺术家具有深切的社会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中，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地位举足轻重。肯尼斯?克拉克的《成为达?芬奇：列奥纳多的艺术传记》重点研究了列奥纳多作为艺术家的成长轨迹(1452—1519)。克拉克认为，是社会形塑了列奥纳多的艺术家身份。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探讨了列奥纳多的童年，跟随韦罗基奥的学徒生涯，受赞助人委托的经历，以及佛罗伦萨、米兰、罗马等的社会环境对其艺术风格的影响，解释了他早期与晚期的画作风格为何不同。克拉克通过对达?芬奇早期圣母子题材作品、《三博士朝圣》、《最后的晚餐》等作品的分析，推进了我们对艺术家与社会因素间密切关系的认识。迈克尔?弗雷德的《追随卡拉瓦乔》探讨了现实主义伟大画家卡拉瓦乔的革命性先例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弗雷德洞察了卡拉瓦乔派晚辈画家与卡拉瓦乔的关联，尤其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上。该书前三章聚焦于卡拉瓦乔派的单人像作品、后卡拉瓦乔时代绘画的理论范式和不为人知的杰作《基督复活》，第四章以新奇的角度讨论了圭尔奇诺在奇迹年的艺术创作。由于卡拉瓦乔长期与底层劳苦人民为伴，造就了他近乎残酷的写实宗旨。他致力于描绘社会中通俗人物的戏剧性瞬间，这一绘画题材也被卡拉瓦乔派画家承袭，通过艺术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千姿百态。西蒙?李的《大卫》探析了雅克?路易?大卫的个人经历与动荡的社会格局之间相依相连的关系。基于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大卫致力于创作革命事业的宣传性绘画来表达对时局的观点，并通过调整作品与时政的关联程度来获得社会和公众的关注。西蒙?李将他置于波旁王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政时代等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研究，特别关注了他的艺术风格创新和政治活动参与等问题。

　　在对后印象派艺术家的研究中，亨克?特伦普的《梵高身后事：一场艺术真伪的旷世之争》就20世纪梵高艺术品的真伪问题进行探讨。本书从艺术社会学的视角切人，揭示了真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尤其当研究专家提出威胁到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益的观点时。例如，当鉴赏专家德?拉?法耶想要修订梵高作品目录中的赝品时，就遭到了来自艺术收藏家、艺评人、经纪人、政府、画商等多重力量的激烈反对。

　　托马斯?克洛致力于在社会文化视野中研究艺术史，他的《60年代的兴起：异见时代的美国与欧洲艺术》一书深刻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界的动荡和变革。克洛在导言中指出，本书的核心主题是艺术家的反抗立场和新全球市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前卫艺术家竭力对高雅艺术、主流价值观和消费主义进行反叛，进而产生了与异见政治相趋合的实验艺术，包括偶发艺术、拼贴艺术、波普艺术等一系列新艺术形式。他提出解读任何一种艺术都要置于时代语境下，开启了艺术史多元叙事的书写维度。

　　美国作家芮塔?菲尔斯基的《现代性的性别》讨论了现代性与艺术家性别之间的复杂关联。该书聚焦于19世纪末的女性创作与关于女性的作品上，作者透过女性主义理论把女性作为现代性的中心地位凸显出来，挑战了传统的、刻板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现代性理论。书中对法、德、英等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分章节检视了怀旧、消费、女性化创作、大众化崇高、进化与革命、变态艺术等概念的建构。

　　在对中国艺术家的研究中，汉学家寇志明的《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讲述了诗人与变迁社会之间不断抗争、融合、进步的故事。本书以1871—1914年拟古派、用典派、同光体三大诗派的代表人物为研究对象，提出阐释和解读其作品应与诗人自身的历史和文学背景关联，用中国当时的诗词批评标准来衡量。作者透过“旧派”诗人们感受到中国诗歌领域迸发的强大生命力，重新审视了旧体诗在中国现代性中的位置。

　　三、艺术观众的社会性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每位观众社会经验和环境背景的差异，他们对艺术的感知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艺术观众在参与艺术作品意义的塑造方面与艺术家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观众的体验、思考和参与也成为艺术的重要部分。

　　柯律格的《谁在看中国画》从中国绘画观看者的角度切人，探讨了不同观看方式在中国内、外部观众间的相互作用，梳理了中国内部绘画观看方式的流变特征。中国内部偏向“赏画”而非“绘画”。赏画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精英阶层所热衷的，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社会交往活动，比创作更雅致，也更有价值。该书从中国明代中期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以五类观看者的理想视角为纲，梳理了从明代的士绅鉴赏，到清代的帝王鉴藏，清末的商贾收藏，到晚清、民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世俗化观看。作者认为，“中国绘画”的文化意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是由绘画作者与不同观者共同形塑的。——论文作者：卢文超陈子颖许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