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兜率天上的弥勒”图像考察
发布时间:2021-04-10
摘要:克孜尔石窟“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与主室正壁“帝释窟禅定”、后室的“涅槃”形成特殊的对应关系,反映出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萨”的崇拜。克孜尔石窟中弥勒融入释迦小乘一系,作为佛传的一个环节加以表现。
关键词:克孜尔石窟;弥勒;涅槃
“兜率天上弥勒菩萨”自西北印度向汉地传播的过程当中,在克孜尔石窟融入小乘佛教,成为释迦佛传一个重要环节。克孜尔石窟内弥勒的形象多以兜率天上的菩萨形式出现。在第一样式中壁画中,石窟西侧甬道券顶画禅定僧和山岳构图,下面的侧壁绘栏杆形式的“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第二样式壁画中,弥勒均绘于石窟前室入口上方半圆区域内,并且发展弥勒天宫说法天人围绕的形式。石窟中的图像构成存在明显的规范性,弥勒说法图与中心柱窟正壁帝释窟禅定、后室释迦涅槃呈明显的对应关系,弥勒成为佛传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呈现。整个石窟强调的是对佛法传承谱系的重视,反映的是释迦入灭之后,向“未来佛”弥勒求助的思想理念。
一、弥勒与禅定僧
克孜尔第一期石窟中,弥勒的形象与禅定僧形成特殊的对应方式呈现。克孜尔的第77窟为中心柱式大像窟,龟兹石窟研究所认定其开窟时间为4世纪前后,德国人认为公元500年前后。[1]第77窟石窟顶部绘有大量的山岳、树木、禅定的僧人、观花树、自然景观等。山岳自然景物之下侧壁下方东西两侧均绘会有栏杆,栏杆中央绘兜率天宫的弥勒。弥勒头戴宝冠交脚而坐,左右分别为赞叹的梵天、帝释天以及伎乐天人围绕赞叹的场面。栏杆作为兜率天宫的象征清晰的将地上世界和天上的世界进行区分。东壁的弥勒双手相合作转法轮印,西壁的弥勒左手持水瓶,右手为与愿印。弥勒转法沦印和持水瓶两种不同的手势在犍陀罗地区均有出现,这两种姿势代表着不同的宗教内涵,其中持水瓶是弥勒极为重要的标志。
相关期刊推荐:《中国包装》(月刊)创刊于1981年,由中国包装联合会主办。杂志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印刷精美(部分彩色印刷)。内容刊载国内外最新包装技术、包装印刷、包装机械、包装人物、包装企业、包装标准、包装装潢及科研、管理、教育等文章、图片,是我国包装行业对外公开发行的权威性期刊。是全国工商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广大从事包装工作的科研、装潢、设计、印刷、机械、教育、管理干部及包装工作爱好者的必备刊物。同时,也是中国包装联合会向其会员赠阅的惟一刊物。
山岳中最重要的图像为禅定僧,禅定僧坐于树下沉思冥想。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修行的方法主张在幽静的深山之中开窟进行持戒禅修,这种修行方法计较艰苦,利用佛教戒律约束自己的情欲,最终达到阿罗汉果。[2]
77窟的兜率天的弥勒表现形式是克孜尔石窟中的早期构图,其形式借鉴犍陀罗大神变浮雕嵌板用栏杆天上的佛国世界。此时期栏杆内的弥勒形象与山岳中的禅定僧形成特定的对应关系,并未形成石窟内图像的主流仅为暗示性的表现。栏杆内的弥勒菩萨形象在第一时期76、77、 92、118、212等窟加以表现,整体未得到足够的发展。
二、弥勒说法图、涅槃、帝释窟禅定造像组合
克孜尔第二期时期石窟中,弥勒图像产生新的变化。弥勒形象开始从狭窄的栏杆部位解放出来,出现固定的出现在前壁入口扇形区域内。此时期兜率天的弥勒菩萨与中心柱正壁的帝释窟说法、后室的涅槃图形成特殊的对应组合。
克孜尔石窟第二期38窟(乐天窟),龟兹石窟研究所认定为4世纪时期,德国人认定为公元600-650年。[3]38窟中心柱正壁拱形龛内为帝释窟禅定,[4]券顶部两侧为菱形交错排列的本生与因缘故事,右甬道进入至后室可见大铺的涅槃图。释迦右肋横卧,身缠土红色法衣,右手支颐,左手自然搭于身上,十分安详。释迦身上燃气熊熊烈火,这是荼毗的表现。火光之后绘梵天、帝释天、四天王等众神形象,释迦的双足部位绘礼拜形象的大迦叶。左甬道出来抬头可见兜率天上的弥勒说法图(图1)。
弥勒绘头光、身光,头戴三面宝冠,佩戴项圈、璎珞、腕钏等豪华装饰物,交脚而坐于台座之上,双手呈转法沦印。弥勒上袒下裙披帛绕臂,兽头锁饰带披肩。弥勒头顶绘拱形天盖,天盖两侧绘一排拱形建筑象征兜率天宫。弥勒周围各两层交脚坐姿的天人形象(部分被德国人割走),听法天人上下各两排双手合十或手指相捻歌颂弥勒菩萨,天人旁边绘众多天女的形象。这样的图像与《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描述兜率天有众多天女正相吻合。克孜尔石窟弥勒兜率天说法图整体仿照迦毕试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浮雕的基础经营而成。[5]
从整体的图像构成来看,弥勒菩萨和帝释窟禅定、弥勒菩萨和涅槃为特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图像布局呈现出小乘一切有部的“一佛一菩萨”的思想内涵。从佛法传播的角度而言,克孜尔中心柱正壁的释迦帝释窟禅定与门廊上方的兜率天上的弥勒形成相对应的关系,象征着弥勒为释迦未来的继承者。从佛教右绕礼仪来看,中心柱正壁的释迦、后甬道或后室的涅槃、门廊上方的兜率天上弥勒形成视觉上的顺序关系,这种布局方式是古代西域地区中心柱窟的标准布局(图2)。[6]克孜尔中心柱窟的雕塑和壁画整体围绕释迦佛为中心,弥勒兜率天说法图因此融入佛传的一部分,体现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萨、佛不并出”的理念。
第224窟为三区摩耶窟,大部分壁画被德国考察队割走。龟兹石窟研究所认定其为7世纪时期洞窟。根据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来看,其正室主壁拱形龛内绘塑释迦帝释窟禅定(现已毁坏),左右两壁及前壁均绘因缘佛传,券顶部菱形构图中绘本生故事。左甬道内壁绘“阿阇世王闻佛涅槃闷绝复苏”的故事,甬道进入至后壁为涅槃雕像(不存)。中心柱的背面绘“荼毗”的场面与“涅槃” 相对应,再绕到右甬道中心柱侧面为“八王分舍利”的画面,右甬道外壁绘“第一次结集”。“涅槃”和“荼毗”象征着佛教理想般涅槃的完成。“分舍利”和“第一次结集”让信徒们意识到只有释迦遗留的“舍利”和“佛法”可以依靠。这部分题材均与涅槃有关,是根据小乘佛教《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三十九而绘制的,是“最后涅槃显佛性”的思想具体表现。[7]左甬道走出抬头可见前室入口扇形区域内绘 “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弥勒形象与38窟整体相似,不同的是弥勒右手上举食指和拇指相触形成特殊的论辩印,左手持水瓶(脱落)(图 3)。224窟中整体的构造门廊上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与中心柱正壁帝释窟禅定以及后室涅槃像形成相对应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救济思想,反映了释迦入灭之后,人们将兜率天的世界作为理想的彼岸。这样的思想为典型的小乘佛教“一佛一菩萨”的信仰特征。
克孜尔第38和224窟中整体图像构成相似,均为弥勒、帝释窟禅定、涅槃的组合形式。224窟通过绘制“荼毗”、“分舍利”和“第一次结集”等场面加强了对释迦入灭的印象,让信徒意识到唯独依靠释迦遗留的“舍利”和“佛法”,祈愿往生兜率天,更加强化了弥勒的救济色彩。兜率天弥勒菩萨说法图呈现出两种类型的弥勒菩萨,第38窟弥勒双手呈转法沦印,第224窟弥勒菩萨右手呈特殊的论辩印,左手持水瓶。这两种类型的弥勒形象与犍陀罗出现两种弥勒形象正相吻合。
克孜尔石窟第38、7、17、27、80、97、100、155、163、171、 179、196、205、219、224窟等入口前壁均绘有兜率天上的弥勒形象,与中心柱正壁帝释窟说法(不存)、后室大铺的涅槃图形成图像上的对应关系。其中第17、171、224窟前室入口的弥勒说法图亦保存较好,弥勒形象左手持水瓶右手施无畏印。
小乘佛教主张“佛不并出”无十方佛之说,但承认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理念。弥勒为释迦入灭后佛法的继承人,克孜尔石窟中弥勒说法图、涅槃、帝释窟禅定对应的形式体现的是小乘佛教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理念。
三、图像的源流及发展
禅定僧和弥勒的组合形式表现出禅观者可往生兜率天,体现的弥勒救济思想。山岳中禅定僧的表现与秣菟罗、犍陀罗帝释窟禅定浮雕有较大的关系。山岳中禅定僧的形式在巴米扬、克孜尔以及敦煌多有出现。栏杆的形式表现弥勒菩萨的世界,其形式的源流为犍陀罗大神变图。白沙瓦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松岗美术馆均藏犍陀罗的大神变图浮雕,[8] 浮雕上方几何形的栏杆内均表现天人和供养者赞叹释迦的图像。克孜尔石窟中栏杆内表现弥勒菩萨形式可以说是将犍陀罗大神变图上方的图像进一步的独立化。
克孜尔石窟第二期中兜率天上的弥勒与中心柱正壁的帝释窟禅定、后室的涅槃图形成特殊的对应关系。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这样布局是根据《长阿含经》的思想而绘制,[9]造像组合与犍陀罗的浮雕有密切的关系。杰德伯特遗址出土一尊《涅槃与帝释窟禅定》的浮雕,现收藏于迪尔考古博物馆编号为N O.85,浮雕中释迦帝释窟禅定与涅槃并列而至,仅以希腊式柱相隔。塔克西拉博物馆收藏一尊《兜率天的弥勒与涅槃》(图4)的浮雕,编号N O.W T G6,该浮雕把涅槃与兜率天上的弥勒连接在一起。涅槃与帝释窟、涅槃与弥勒的组合形式在犍陀罗是常规的组合形式,可见克孜尔石窟的题材布局应当在犍陀罗原型的基础之上演化而来。
弥勒和涅槃图的组合形式发展至克孜尔石窟极为兴盛,这种图像的对应方式成为古代西域地区中心柱窟典型的图像构成,后又出现在巴米扬石窟。巴米扬弥勒和涅槃图的组合形式进一步产生变化,将克孜尔石窟入口上方扇形区域内弥勒移至石窟顶部,强调弥勒于兜率天的上生形象。巴米扬祠堂窟顶部凡绘有弥勒形象均绘有涅槃图与之相对应。巴米扬石窟涅槃图中均描绘大迦叶礼拜佛足,象征着释迦入灭后大迦叶守护佛法待弥勒将来成佛,将释迦法衣奉献于弥勒。巴米扬石窟中目前可确认弥勒与涅槃图对应关系的有六例,[10]如K窟(第330窟)入口的天顶部绘有手持水瓶头戴三面宝冠的弥勒形象,弥勒周围绘千佛,西壁绘有涅槃图。J d窟(第338窟)天井中心为弥勒菩萨,周围绘千佛围绕形成同心圆,后壁相接部位绘小涅槃图。K3窟(第330窟)西侧涅槃图涅槃上部左侧绘乘马车的日天,右侧绘大雁牵引的月天。日天和月天均绘胁侍象征着释迦佛世界的消逝,弥勒新世界的到来。
克孜尔和巴米扬两地石窟图像的构成均表现往生兜率天为中心,两者之间在图像构成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不同的是巴米扬祠堂窟中弥勒菩萨均绘于天井中心位置,周围绘千佛围绕呈现的是“十方三世”的大乘佛教思想。巴米扬石窟中出现的涅槃图面积较小,但画面中仍绘有大迦叶礼拜佛足的场景于天井的边缘位置,整体图像形成弥勒和涅槃的图像构成,整体的图像组合强调信仰者往生兜率天的思想。
敦煌莫高窟隋代时期出现多幅绘于天井部的弥勒上生经变。弥勒交脚而坐于豪华的兜率天宫,周围绘伎乐、天王以及赞叹的众天女形象,这样的样式基本继承了克孜尔石窟的模式。莫高窟隋代弥勒上生经变绘于天井的位置可以说与巴米扬有较大的关系。——论文作者:庞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