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新特征和新趋势
发布时间：2021-03-03
摘要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本领域全球发展现状需被全面了解。本文根据专家意见法确定了8本国外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期刊，对2018年至2020年的495篇文献进行梳理和解读，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发现与创新性等层面进行分析。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文化身份省思与群际传播内在张力的学术视角;跨文化接触中殖民主义和集体记忆关注;语言在传递文化价值观与增强文化归属感中的作用重点提及;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意识;对既有理论的检验和延伸推动新知识生产的趋势;媒介使用比较研究的跨文化视角;社交媒体在跨文化融入中的功能研究;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培训在众多领域的重要性凸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感与跨文化关系研究;基于身份政治、文化自觉的传播学跨文化审视危机意识。
关键词国际跨文化传播、文化身份、集体记忆、群际接触
无论是国家层面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走向新时代，还是传播技术进入到新阶段，都推动着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入新知识生产的时期，此时，对国际同行的研究重要性愈发凸显。
基于此，笔者先期通过专家调查法(Delphimethod)确定国际范围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相关权威英文学术期刊，根据他们的推荐，选用跨文化传播领域代表性英文期刊：Journal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Research，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Journalof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Cross-CulturalManagement,QuarterlyJournalofSpeech,Rhetoric&PublicAffairs,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CommunicationandCriticalCulturalStudies，对2018至2020年发行刊上495篇文献进行梳理和解读，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发现与创新性等层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和趋势，供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同行商榷。
一、文化身份省思与群际传播内在张力的学术视角
文化身份是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主流话题，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下，互动建构导向的文献已有很多;在传播学领域，从自我建构视域对群际/社区传播效果与文化身份的互动予以关注，这推动学者将文化身份的外在边界视角予以深入关注的同时，更加关注一种社区互动，身份协商的动态身份视角，有效地补充进入跨文化传播身份研究领域。
文化身份存在于具有相对差异性(relativediversity)的社区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是一种以“阶级(class)、种族/族群(race/ethnicity)、性别/性取向(gender/sexuality)和年龄(age)”作为主要区隔方式(鲍尔德温，1998/2004：116-125)，同时统合了“广泛意义上包含如亚文化的、民族的、民族语言的和种族的认同等”相关要素的概念综合体(Kim,2007)。在2018年度中，“ethnicity”“ethnicidentify”“inter-groupcontact”“migration”“refugee”“race”等成为高频词，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研究者对文化身份在勾连不同族群交往与互助过程中，对于复杂的传播图景与传播效果的深度省思。
在这种研究基调的前提下，有学者对一个特定的难民群体MeskhetianTurks进行了12次深度访谈，意在探讨传播过程中民族身份认同的自我界限。访谈结果显示，“过去(past)、文化保护(culturalprotection)以及社区意识(communityawareness)构成了MeskhetianTurks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三维坐标，在这其中，文化身份主要体现交际/传播过程(communicativeprocess)的社区意识形塑，其出现、保存和连续性依赖于传播与交际(communication)的作用”(Bilge，2018)。这种体现“传播与社区同构关系”的研究思路与100多年前美国实用主义先驱和奠基人约翰·杜威(John.Dewey)的思想实现了世纪回响，“社区存在于传播过程之中(communityexistsincommunication)”，是传播建构了社区的公共基础(姜飞，2018：2)。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为特定的“社区”概念所影响，也就是说，社区定位视角成为一种文化的边界，用来看待和界定自我及他人的身份;同时，这样的“社区”视角并非是单一的，一般是多元视角下的“社区”的重叠。比如物理意义上的社区边界——年龄、性别;同时还会和其他文化意义上的边界重叠显现和发生作用——比如国别、种族、语言等;还有一些临时身份边界，比如难民、移民等，这些边界因素同时作用于特定的研究主体。也有研究者关注了原生身份及其内在属性对于“移民下一代”跨文化适应的能动性影响，他们以澳大利亚“难民移民青年”和“非难民移民青年”之间的(文化)身份差异为基础，探讨了原生身份属性的差异性之于跨文化适应状态及适应效能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与“非难民移民青年”相比，“难民移民青年”更容易经历适应不良(maladaptation)，对歧视的感知(perceiveddiscrimination)更是恶化了他们的文化适应经历和生存状况。研究认为，“难民移民青年”的英语能力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行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民族语言能力仅仅有助于社会文化适应;而在“非难民移民青年”中，英语能力只对心理适应产生显著的效能。因此，“任何旨在改善移民跨文化适应的干预计划都应首先考虑移民的群体状态(groupstatus)，难民抑或是非难民，并且承认社会和文化因素(如感知歧视和语言能力)对不同主体跨文化适应的影响”(Buchananetal.，2018)。在此项研究中，群体状态(groupstatus)的丰富内涵实质上接合了文化身份的不同维度。同时有研究探讨了特定文化场景中非洲留学生与美国本国学生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建构策略与协商策略。文章认为，非洲留学生在关系冲突的背景下与本国学生交往、互动时采取了文化身份相应的建构与协商。他们“如此‘小心翼翼’，大都归因于非洲学生对外国学生和本国学生之间存有权力距离的认知以及正面冲突行为的风险感知”(Adegbola，2018)。这里同样可以看出，外国人的文化身份与群际互动策略的相关性和张力。对本领域新理论的建立方法，有学者呼吁采用法农(FrantzFanon，著名黑人文化批评家)式的传播研究范式：因为“一方面，自我/他者的概念与对世界的种族分类的认知图式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在历史上已经重塑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人性观念”(Towns，2020)。
二、跨文化接触中殖民主义和集体记忆关注
即便曾有人专著论述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姜飞，2005)，但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跨文化传播领域内对殖民主义传统的研究关注远远落后于现实中的传统延续。探究殖民主义传统如何影响曾经的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的后代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心理动态，研究如何参与和介入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后代的集体记忆，解析如何影响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后代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与维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下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内重点思考的问题。
相关期刊推荐：《国际新闻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新闻传播学综合性学术月刊，刊载国内外新闻传播学各领域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创性成果。报道内容：国际新闻界包括新闻传播史论、大众传播业界、广播影视、编辑出版、广告、公共关系和传媒经济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网络信息传播、传播科技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与传播相关的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成为“大传播”所有领域的各种研究课题的探讨空间和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
有实验研究了42名意大利大学生接触到意大利军队对埃塞俄比亚人犯下殖民罪行的历史信息时的反应。在实验之前，参与者对这些历史事实一无所知。实验统计结果显示，45.2%的参与者在阅读历史信息时显示了原发性负面情绪，而接触到详细历史文本的参与者比接触到隐晦历史文本的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负面情绪和更高的道德羞耻感。然而在一周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大部分参与者表现出对电影ItalianiBravaGente(善良的意大利人)中将意大利人描述为良好和无害的形象的赞誉与好感，全然不顾一周前接触到历史信息时的负面情绪;而极为少数的实验参与者没有将一周前接触到的历史信息抛诸脑后，并继续保持对意大利殖民主义行径的道德羞耻感，而且，对补偿行为的支持与道德羞耻感正相关(Leoneetal.，2018)。另一项研究以居住在比利时的43名刚果移民为访谈对象。对其半结构化访谈的内容分析，投射出这些人在跨文化适应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和维系过程中对殖民主义传统的集体记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与他们当前的社会认同，跟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好坏与否、稳定与否有直接关联……个体对历史上殖民主义传统的集体记忆与当今世界的群体关系和跨文化适应进程相互影响，与不同群体间的意义建构和社会定位有互动关系”(Figueiredoetal.，2018)。此后殖民语境下，无论跨文化传播学者还是媒体从业者都要意识到“后殖民自反性”(postcolonialreflexivity)在再现文化他者(representationalOthering)中的影响和意义(Nothias，2020)。
以上研究以被殖民者的后代为主体，对其殖民主义和集体主义记忆进行了延续性的研究，探求这种历史的记忆在当今的语境下的状态和关切，回应学者当初的讨论：“也正是对彼此理解的关注，跨文化传播不仅得到更多人的瞩目，并且开启了历史性的思想转向，由单纯服务于殖民、控制，转向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姜飞，2005)。这个转向的历程虽注定是漫长而艰辛的，研究显示进度也是可见的。
三、语言在传递文化价值观与增强文化归属感中的作用重点提及
德国语言学家、教育家及外交家威廉·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中凝结着无形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会通过语言展现出来，通过语言来构建意义和相互理解，因此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洪堡特，1836/1999)。
2019年度出现一些实证研究探讨语言在传递文化价值观中的劝服作用，如有研究对英语和汉语酒店介绍各60篇进行编码和数据分析，认为“酒店介绍的话语体系不仅反映了文化价值观，也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学习和劝说自己的文化概念提供了经验的证据”(Liu&Wang,2019)。酒店经常是接触异文化的一个窗口，该研究以酒店介绍为文本基础，在传播的语境下探讨文化价值观和语言说服策略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次有趣的尝试。有学者使用社交网络分析，调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与他们的音乐选择和音乐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较高的音乐品味相似性可以从数据上预测受访者与美国同伴之间更亲密的关系，相比于不太听美式英语歌曲的人来说，经常听美式英语歌曲的人在其社交网络中拥有美国人朋友的可能性更高”(Jia&Koku，2019)。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移民使用何种语言表达情感的频率与其文化归属感的关系。这项对468名移民收集数据及后续访谈的结果显示：
迁移的年龄、逗留时间和在东道国的地位与其跨文化的融入水平并不相关，相反，移民的传统语言和东道国语言的使用频率，特别是表达情感所用的语言，与他们对自己原来的传统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归属感程度息息相关。对语言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的接纳有助于加强移民对文化的归属感，语言在塑造个人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再次得到强调。(Panicacci，2019)
此类研究把移民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和语言因素并置比较，在研究方法方面做了创新的努力。
四、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意识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开始变得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媒介技术日益精进使得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界限更为模糊，直接导致了二者边界的暧昧性。如此，以研究对象的稳定性来标识一类学科存在状态的稳定性的论调似乎难有立足之地。在媒体环境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是否需要重新设计、重新规划学科边界等问题成为研究者思考的逻辑起点和问题意识。
MattCarlson等学者以案例分析为导向，设置了六个指标来框定新闻学学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前提。在他们看来，“语境敏感性、整体关系性、比较倾向性、规范意识、嵌入式传播能力和方法论多元性是阐明新闻学研究的核心维度”(Carlsonetal.，2018)，这些相互关联的核心维度不仅能够确立新闻学研究该领域的学科边界，还能限定新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从事文化的、整体的、生态的、高度语境化的学术行为。此外，这项研究也在努力尝试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予以启示，意在为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帮助其解决学科领域内的目标设定及责任分配等问题，使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另外，有学者对美国学界目前呈现出来的将新闻学视为传播学分支学科的趋势提出质询，认为此举会导致学者视野的窄化。
学者们将会满足于仅阅读所谓新闻学或数字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只阅读某些小型研究团体或几本新闻学期刊上发表的成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提供的视角。研究新闻的人应当让自身超脱于狭窄的“新闻学”领域，应当从整个“大学”的科系设置中汲取养料……正如纯粹的知识分子应当置身于社会之外去研究社会问题一样，真正的新闻研究者也应当让自己跳出新闻业，从一个更高的地方去做观察(常江，何仁义，2018：16)。
传播学方面，研究主题的爆炸性增长却缺乏连贯性一直是本领域的中心关切之一。基于对2010年至2019年发表在20本传播学权威期刊上的文章的系统梳理，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并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主题或者子学科来构成传播学的“核心”。不同于传统学科的核心模式，“传播学子学科之间的链接模式结构呈现不同专业的均匀混合、专业化增长和更广泛的整合同时进行的趋势”(Songetal.，2020)。目前跨文化传播领域尚缺乏对不同研究主题关联的系统描绘。这种讨论和整合对于“理论创新、更深刻的理解传播过程和效果以及增强该领域的公众影响能力至关重要”(Tenenboim-Weinblatt&Lee，2020)。
五、对既有理论的检验和延伸推动新知识生产的趋势
提升已有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持续性解释力，创构新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始终是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奋进目标。此中，研究者需充分考量已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在现阶段是否适用，有无被解构甚至是被重构的可能性?2018至2020年间，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对既有理论进行了适度的检验、延伸，也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质疑的声音。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文化维度理论的讨论
2020年是多事之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同时，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于2020年2月12日与世长辞。自上世纪80年代起，基于国别对比和实证研究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已经存在接近四十年并被广泛引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道至简，因为“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太复杂的维度模型不会太有用……有用的分类不应该超过七个，加二或者减二的区间，我选择做减法而不是加法”(Hofstede，2011)。霍夫斯泰德曾抛出一个经典的问题：“美国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别的国家”(Hofstede，1980)?这个问题似乎现在看来仍然适用，不同国别语境下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拓展和挑战着经典理论。例如，一项对泰国大学生的媒介使用调查研究表明，与西方的同代人相比，泰国95后年轻人不太热心于在社交媒体上创造内容;他们对集体主义观念的偏好性也与西方年轻人不同,泰国年轻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不确定性的规避;但同时与本国文化期望也有所不同，泰国年轻人更倾向于低权力距离;此外工作价值观方面，他们更重视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而不是外在奖励的刺激，这点与西方同代人是比较类似的(Farrell&Phungsoonthorn，2020)。此类研究凸显了不同制度和文化环境对解释和理解文化成员的价值观的重要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基于实证主义的范式的方法，对比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和启示，但在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的动态、看似混乱的无章法性和复杂的人性方面往往显得无力，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研究的细微精妙都需要对经典理论的再讨论和延伸(Jackson，2020)。——论文作者：于洋姜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