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语境下的对外传播探析
发布时间：2020-10-16
摘要：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威胁论”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2017 年 12 月，欧美智库、媒体、学界以“锐实力”概念为基本框架，攻击和批判中国在对外传播中作为“威权势力”采用“收买、审查、操纵、胁迫”等“非常规手段”对目标国家或群体施加影响，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体现形式。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客观分析中国所处的传播环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家安全语境下推动中国的对外传播，改善国际形象，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对外传播
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对 华战略。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威胁论”的内涵更加丰富，并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 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2017 年 12 月， 欧美智库、媒体、学界以“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为基本框架，攻击和批判中国在对外传播中作为“威权 势力”采用“收买、审查、操纵、胁迫”等“非常规手段” 对目标国家或群体施加影响。“锐实力”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报告《锐实力：正在崛起的威权主义影响》(Sharp 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这也是新时期，“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体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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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尤其在互联网普及后，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既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又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但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也要更为复杂。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客观分析中国所处的传播环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国家安全语境下推动中国的对外传播，改善国际形象，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挑战，亦是机遇。我国应积极转变国际传播策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一.关于“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黄祸论”。其概念意涵主要指的是作为东方力量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将对本国产生巨大威胁，是为“黄祸”。学界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与鼓吹者是沙皇俄国时期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他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极力鼓噪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在美苏冷战时期，
“中国威胁论”则主要表现为“红色威胁”。
新时期的“锐实力”这一概念最先在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出现。报告认为，中俄政权的“锐实力”就像“匕首的尖端”或是“注射器”，它们并非为了争取民心，而是通过操控或“污染”能够到达目标受众的信息来获取控制。“锐实力”话语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威胁论”在当前时代下的话语表征。
“中国威胁论”的起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历史根源，近代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逻辑基本遵循“国强必霸” 的路径;二、现实根源，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的增强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的一些政治精英感受到深深的焦虑; 三、文化根源，美国文化中始终有一股“例外论”的力量， 认为美国是“被上帝选择的地方”，为了维持自身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地位认知，往往通过对危险的、丑恶的、低劣的他者的建构来界定自身;四、理论根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比较丰富，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
“中国威胁论”话语也并非是一种笼统而模糊的说明， 而是存在着多个面向。如“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
“文化威胁论”“制度威胁论”等。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威胁论”的建构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机制：借助“同一化” 的“西方声音”;采用一成不变的话语结构;驱逐表达不同意见的“另类声音”;集中鼓噪“焦点事件”中的危险等。由此逐渐构建起“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体系。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重要的逻辑注脚之一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所归纳出的“国强必霸”。而实际上应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而并非历史与现存逻辑相拟合，“国强必霸”的确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而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存在于西方历史中的逻辑去套用甚至裁剪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能用既定逻辑作为依据，而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找答案。
二、新形势“中国威胁论”折射出的中国对外传播现实困境
(一)缺乏整体规划布局，片段化传播强化国际偏见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以“锐实力”话语为代表的新形
势下的“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媒体意欲挑起的又一轮舆论战，相关的文献、报道充满着各种歪曲、偏见与幻想，然而这同时也是中国反思自己对外传播整体策略的良好契机。从西方学界、媒体等对中国在“年轻的民主制国家” 的指责中我们也可反窥见中国现处的对外传播困境之一
——缺乏整体规划布局。
中国的对外传播地域的分布一定程度上多聚焦与“西方路灯影”下的世界，而与非洲等相对边缘地区的人民的协作交流较少。非洲等国家与中国实际上往往同处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中被“他者化”与“边缘化”的境地，而同作为“他者”的双方才更应该增进合作，以共同推进更为公正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除了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外，中国的对外传播也呈现“集中化”与“片段化”的双重特征，而非更具稳定性的“常态化”特征，往往表现为以重大会议或新的重大概念为中心的相对集中的宣传。
(二)宏大叙事占据主流，本土化策略未被充分利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另一显著困境是宏大叙事方式占
据主流，同样以“中国梦”概念为例。在“中国梦”的传 播体系中，“强国梦”、“强军梦”这些宏观说明处于传 播的集中位置。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梦”的对外传播缺 乏一种软性思维，较少地采用本地化策略进行内容生产， 没有结合普通民众百姓的故事与经历。在向外传播的过程 中，“中国梦”这一个概念被包裹在沉重的政治意味的外壳之下，本土化策略的缺位也让对象国受众产生反感情绪。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的数量不断增长，根据孔子学院官方发布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球146 个国家(地区)建立 525 所孔子学院和 1113 个孔子课堂。然而，孔子学院在教学质量、本土化进程、文化国际传播的效果方面的突破却不多，有些孔子学院几乎等同于一所汉语教育培训机构，这与中国对外传播人才储备的单薄是有一定关系的。反观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走进马来西亚”立足于“马来西亚歌手参赛”这一情感共鸣基点进行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本土化”效果。因此，应充分考虑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与解码障碍，采用本土化传播策略。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路径
(一)突破遏制：推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信息传播旧
秩序使得中国等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中心之外的国家地区陷入了“言说的困境”，旧秩序很难让中国在国际知识界与舆论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中国要勇于应对国外特别是欧美媒体、学界发起的舆论攻势并突破遏制，而不是采取回避态度。中国应当首先转变以往在对外传播中“不争论”与一味“去政治化”的态度，并去积极回应。中国应在全球传播呈现“全民化”“全媒化”“全球化” 的大趋势下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渠道，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被“他者化”的国家促进相互协作，一同打破被西方强势垄断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信息传播旧秩序，推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二)补齐短板：加强自身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建设
在规划布局上，整体上中国的对外传播呈现出集中化、 片段化的传播形式，这十分容易强化国际偏见;在传播流程上，中国的对外传播节奏相对滞后，往往会错失抢占话 语权高地的宝贵机遇;在传播策略上，中国的对外传播往 往是宏大叙事占据主流，本地化、本土化策略未被充分利用，这也折射出中国对外传播的人才储备不足;在理论体系上，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的建设实际上还处于较为不成熟的时期，往往没有较为独立和成熟的理论建构。实际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可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理论萌芽与生发的富矿，如前文提到的老子的“守柔”思想， 这比以“竞争”为内核的“软实力”更为契合中国的对外传播实践。为此，中国应采取措施补齐短板，加强自身在专业人才培养、媒体平台建设、话语体系构建、对外传播理论建立等方面的能力。
(三)开放心态：秉承交流心态共同促进全球发展西 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经由胡塞所言的“作为自我影子
的他者”已经逐渐转向萨特所言的“可以与自我比肩的他者”。然而无论中西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如何改变，这种从“自我”与“他者”认识国际关系的概念框架永远隐含着一种二元化的对立心态，中国在此二元对立下也仅能对西方目光中的自我形象进行有限的收编与挪用，实际上还是没有撼动西方的主体性地位。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实质上是中国对外开放心态的新宣言，中国应始终秉承交流、协作的心态超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隔阂，从而打破一种“中-西”对立的二元困境。——论文作者：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