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死亡焦虑及和中年人的比较

发布时间：2020-03-14

　　[摘要]目的:研究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现状以及和中年人的差异。方法:采用自编问卷和死亡焦虑量表，选取1396名老年人和605名中年人进行施测。结果: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接近一半(47.13%)。女性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50.43%)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43.91%)。城市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42.02%)显著低于农村老年人(49.00%)。低龄老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48.18%)显著高于高龄老人(40.22%)。老年人死亡焦虑低于中年人，P<0.05。结论:老年人死亡焦虑水平偏高，且受到性别、年龄、居住地等因素的影响。中年人死亡焦虑比老年人更高。

　　[关键词]老年人;死亡焦虑;中年人

　　如今，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1]。由于中国老龄人口基数大，高龄老人比例高，空巢老年家庭日益增多，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2]。

　　死亡焦虑是死亡学研究的重点。它是与死亡相关的负性情绪，不是指一个人生活中面临紧急威胁时的焦虑，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直体会的焦虑[3]。所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死亡焦虑，也都有自己应对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的方式[4]。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宗教应对和存在态度等应对机制可以使个体尽量减少死亡焦虑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5]。20世纪70年代，Templer建构了死亡焦虑量表(Deathanxietyscale)，从此推动了死亡焦虑研究领域的发展[6]。当前，中国内地民众死亡焦虑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7]:其一，由于人们对死亡的禁忌性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死亡焦虑的集体性回避;其二，由于人们对死亡的回避性问题，个体的死亡焦虑在临终之际和突发性事件面前呈现出瞬时爆发性与极度的恐怖性;其三，由于人们对死亡恐惧的爆发性，导致了本身就比较脆弱的死亡焦虑缓冲机制的无效性，进而常常使人们陷入极端的死亡恐惧困境。虽然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相对来说，老年是离死亡较近的一个人生阶段。死亡焦虑是老年人在不可避免接近死亡时非常重要的概念[8]。基于此，本研究探讨了中国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现状，并将它和中年人进行了比较。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江西省1396名老年人(60岁及以上)和605名中年人(35～60岁)为研究对象。发出问卷2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1份(有效回收率为87.00%)。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0.18±7.44岁。中年人的平均年龄为44.05±6.65岁。

　　1.2研究工具

　　1.2.1自编问卷。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子女情况以及身体状况等方面。

　　1.2.2死亡焦虑量表(ChineseVersionofTemplerDeathAnxietyScale，CT-DAS)。采用我国学者杨红(2011)[9]对DonaldI.Templer(1970)编制的死亡焦虑量表(TemplerDeathAnxietyScale，T-DAS)修订的中文版(CT-DAS)。总分为0分至15分，分值越高表明死亡焦虑越严重。总分<7分作为低死亡焦虑，≥7分作为高死亡焦虑。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重测信度为0.83。

　　1.3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2017年10月～12月，在江西省上犹县、兴国县、章贡区、南康区等地，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发放问卷。排除标准:(1)存在精神障碍或智力障碍;(2)无法理解题目意思。数据回收后，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数分析、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等。

　　2结果

　　2.1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总体情况

　　研究发现，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平均分为6.38±3.47分。死亡焦虑低于7分的有738人(52.87%)，等于或大于7分的有658人(47.13%)。近五成老年人是高死亡焦虑。

　　2.2老年人死亡焦虑在相关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女性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50.43%)高于男性老年人(43.91%)，χ2=5.96，P<0.05。城市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42.02%)低于农村老年人(49.00%)，χ2=5.35，P<0.05。低龄老人(60岁至80岁)的死亡焦虑检出率(48.18%)高于高龄老人(≥80岁，40.22%)，χ2=4.07，P<0.05。空巢老人的死亡焦虑检出率(45.32%)低于非空巢老人(48.50%)，但差异无统计意义，χ2=4.07，P<0.05。

　　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老年人死亡焦虑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居住地差异以及年龄差异。男性老年人死亡焦虑低于女性老年人(P<0.05)。城市老年人死亡焦虑低于农村老年人(P<0.05)。高龄老人死亡焦虑低于低龄老人(P<0.05)。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和配偶去世的老年人、空巢老人和非空巢老人以及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老年人没有显著的死亡焦虑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差异有统计意义。小学及以下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既高于高中(中专)程度的老年人，也高于大专及以上程度的老年人(P<0.05)。(见表1)

　　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身体状况和死亡焦虑显著负相关，r=-0.13，P<0.001。以死亡焦虑为自变量，身体状况为因变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显著负向预测死亡焦虑，β=-0.13，t=-4.78，P<0.001。

　　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子女居住、受教育程度和子女居住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见表2)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男性老年人中，空巢老人的死亡焦虑(6.36±3.36)和非空巢老人(5.97±3.48)差异无统计意义，t=1.51，P>0.05。在女性老年人中，空巢老人的死亡焦虑(6.12±3.49)低于非空巢老人(7.00±3.45)，t=-3.28，P<0.001。在空巢老人中，男性老年人的死亡焦虑(6.36±3.36)和女性老年人(6.12±3.49)差异无统计意义，t=0.87，P>0.05。在非空巢老人中，男性老年人的死亡焦虑(5.97±3.48)低于女性老年人(7.00±3.45)，t=-4.18，P<0.05。

　　在空巢老人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差异无统计意义，F=0.99，P>0.05。在非空巢老人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差异有统计意义，F=7.47，P<0.001。小学及以下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最高。大专及以上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最低。在小学及以下程度的老年人中，空巢老人死亡焦虑低于非空巢老人，t=-2.26，P<0.05。在初中程度的老年人中，空巢老人死亡焦虑和非空巢老人差异无统计意义，t=-0.16，P>0.05。在高中程度的老年人中，空巢老人死亡焦虑和非空巢老人差异无统计意义，t=-0.04，P>0.05。在大专及以上程度的老年人中，空巢老人死亡焦虑高于非空巢老人，t=3.23，P<0.01。

　　2.3老年人死亡焦虑和中年人的差异比较

　　研究发现，老年人死亡焦虑(6.38±3.47)低于中年人(6.73±3.36)，t=-2.10，P<0.05。中年人死亡焦虑检出率(52.23%)高于老年人(47.13%)，χ2=4.39，P>0.05。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是否老年人和性别、居住地以及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显著。是否老年人和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见表3)

　　进一步研究发现，男性老年人和男性中年人的死亡焦虑无统计学差异;女性老年人死亡焦虑低于女性中年人。城市老年人和城市中年人的死亡焦虑无统计学差异;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低于农村中年人。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和配偶健在的中年人死亡焦虑无统计学差异;配偶去世的老年人死亡焦虑低于配偶去世的农村中年人。(见表4)

　　3讨论

　　3.1老年人的死亡焦虑

　　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老年是个体发展的最后阶段。研究发现，近五成老年人处于高死亡焦虑状态。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程度较高。这和赵娜等(2016)[10]、刘小凤(2017)[11]、钟涛等(2017)[12]的研究发现一致。高死亡焦虑的老年人经常想到死亡、害怕死亡。当人们谈论死亡时，他们容易感到紧张。高于死亡的话题会让他们感到困扰。

　　3.2影响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因素

　　影响老年人死亡焦虑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主要从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子女情况、身体状况以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

　　其一，年龄。有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死亡焦虑会增加[13]。但也有研究表明，死亡焦虑与年龄负相关[14，15]。本研究发现，高龄老人死亡焦虑显著低于低龄老人。其死亡焦虑检出率也显著低于低龄老人。这和周嘉琪等(2017)[16]、韩兆彩等(2017)[17]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虽然都属于老年人这个群体，但高龄老人经历的事情更多，对死亡会看得更淡然一些。而低龄老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年龄还不够大，还想多活一些时间，也就更容易被死亡所困扰。其二，性别。女性老年人死亡焦虑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其死亡焦虑检出率也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这和刘小凤(2017)[11]、周嘉琪等(2017)[16]、韩兆彩等(2017)[17]、Yüksel(2017)[18]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相对于男性，女性更为感性，更容易承认自己的消极情绪。其三，居住地。城市老年人死亡焦虑显著低于农村老年人。其死亡焦虑检出率也显著低于农村老年人。相对于城市老年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为深远。“恶死、讳死、慎死、哀死”是儒家思想对死亡认识的四个方面[19]。农村老年人较少谈论死亡，但内心深处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挥之不去，且可能越来越强烈。而城市老年人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更多途径宣泄消极情绪、缓解死亡焦虑。其四，受教育程度。本研究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呈下降趋势。小学及以下程度的老年人死亡焦虑最高。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小学及以下程度老年人的知识结构非常有限。他们难以科学、全面地看待生命和死亡，不知道如何应对或缓解内心一直体会的焦虑。通过死亡认知可以帮助人们坦然接受死亡现实，降低死亡焦虑水平，进而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20]。在今后的死亡教育过程中，要积极引导人们正确认知死亡，树立科学的死亡观。其五，配偶。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和配偶去世的老年人没有显著的死亡焦虑差异。对于老年人来说，配偶就是“老伴”。可能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和较长时间的心理准备，面对配偶的去世，大多数老年人仍然能调整好心态，不至于让死亡焦虑加重。其六，子女。本研究把无子女老人、和子女同住一个城市但不住在一起以及和子女住在不同城市的老年人都归为空巢老人。研究发现，仅从这个角度来看，空巢老人和非空巢老人的死亡焦虑差异不显著。针对老年人的死亡焦虑，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加强生活，并采取干预方案来改善其精神生活质量[21]。其七，宗教信仰。宗教来源于死亡。世界上的宗教都有一套对死亡认识的阐述。在中国，来自天竺国的佛教是对国人影响较深的宗教。它强调轮回，认为死去的仅仅是肉体(皮囊)，精神永不灭[22]。本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和无宗教信仰的老年人没有显著的死亡焦虑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在被调查的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群体中，许多人不是真正的信教徒。他们觉得自己信奉某个宗教，却没有真正了解这个宗教的主旨或精髓，没有真正了解该宗教如何认识死亡。其八，身体状况。一个人的身体越差，尤其是老年人，越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越容易对死亡感到紧张和不安。本研究也印证了这个观念。许多老年人长期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当遇到与死亡或临终相关事件时常感到不安、忧虑或害怕[23]。如今，健康养老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入到养生的行列之中。其九，交互作用。影响死亡焦虑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在这些因素中，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本研究发现，在空巢老人中，老年人死亡焦虑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非空巢老人中性别差异显著。在非空巢老人中，男性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显著低于女性老年人。非空巢老人虽然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由此产生的生活矛盾却让女性老年人感到压力很大。在她们中，有不少人不仅要照顾自己的老伴，还要照顾子女和孙子女的日常起居。特别是“二孩”政策实施后，许多年轻父母又一次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扔给了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母亲)。这也导致在女性老年人中非空巢老人的死亡焦虑显著高于空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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