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安徽疫情简析

发布时间：2020-02-12

　　摘要:民国时期，安徽疾病丛生、疫情连年。安徽的疫情是全国的缩影，一方面显示了时代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地域的独特性。安徽疫情的恣肆造成了地方民众心理的恐慌和人口的大量死亡，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加剧了农村的衰败。

　　关键词:民国时期;安徽;疫情;特点;社会影响

　　疾病医疗社会史———“‘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1]14，如今国内史学界不再感到陌生。在邓海伦(HelenDunstan)、本尼迪克特(CarolBenedict)、费克光(CarneyT.Fisher)、饭岛涉、梁其姿、蒋竹山、程恺礼(KerrieL.Macpherson)、曹树基、余新忠、李玉尚等国内外学者的开拓和引领下，经过20年特别是近10年的发展，中国疾病医疗史尤其是近代疾病史研究“已经完成了从‘漏网之鱼’向‘学术热点’的转变”[2]103，“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1]14，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随着‘新’意的日渐褪去”[3]3，现有研究在研究内容、方法、路径、范式等方面的不足也开始为学界所关注和省思。其中，“重沿海、重边区……中部内陆省份较少涉及”的“研究区域不平衡”[4]61，是被提及的问题之一。本文拟考察民国时期安徽的疫疠镜像及其时代特点和社会影响，以期深化疾病医疗社会史之区域性研究。

　　一、民国时期安徽疫情概况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和水系的特点，历史上安徽省就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的省份。”[5]3在“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历史规律的运行下，安徽自古就是一个疫情高发地区。民国以降，因诸多时代共性因素，如水旱蝗等灾害周期的缩短和并发、连年战争的荼毒、交通开发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卫生观念和生活习俗的惯性影响等合力作用，安徽更是疾病丛生、疫情连年，这从表1可见一斑。

　　诚然，表1远未反映民国时期安徽疫情的全貌。比如，表1没有反映其时烈性传染病霍乱周期性大爆发的实景。据近代著名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先驱伍连德的报告，截至1932年，霍乱在中国有过数次全国性大爆发，涉及民国时期的就有1919，1926，1932诸年[6]。表1对于1926年的霍乱疫情，只字未提，从《申报》在该年八九月间的数次报道(见表2)可知这年安徽的疫情应该颇为严重。而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安徽“染疫甚烈之城数”达到“十九”，“未染疫之城数”只为“一”[6]3。1946年夏天“本省各县霍乱流行，疫势以接近南京之沿长江及津浦铁路一带最为猖獗。”[7]25相形之下，表1所列这两年的疫情信息充其量只是局部镜况。再比如，1936年八九月间，安徽中南部巢县、当涂、南陵、贵池等县时疫(疟疾、霍乱、伤寒等)流行甚烈，仅巢县“第四区内各村镇，十日来染疫而死者，已达二百余人之多”，贵池县第二区观前镇患疫者“比户皆是，因疫症而死者，亦日有所闻”[8]，以致其时国内重要报刊《申报》及《中华医学杂志》都将其作为国内重要卫生消息进行报道。同时，表1对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流行较剧的赤痢、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法定传染病，及富有地方色彩的黑热病、血吸虫病也未记录。尽管如此，据表1至少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安徽几乎无年无疫。

　　二、民国时期安徽传染病流行的特点

　　民国时期安徽的传染病流行情状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它具有时代共通性。有研究者指出，“整个民国期间，全国每个年度都要遭受鼠疫、霍乱、天花、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猩红热、白喉等10种以上的急性传染病的攻击”[9]58，安徽自不例外。首先，疫情种类繁多。其时就有相关人士总结，“本省历年来关于传染病之发现，种类颇多，较重要者计有:霍乱，伤寒，赤痢，疟疾，天花，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回归热，黑热病，日本住虫吸虫病(日本住血吸虫病———引者)等等。”[7]25其次，发生面广、频率高，各种传染病交相侵袭与并发。以1932年(一时)和合肥(一地)的疫情为例，可以发现1932年除鼠疫之外，其他八种法定传染病在安徽都有流行，且每种传染病都在4-18个县域蔓延(见表3);可以看到连续15个月合肥每月都要经受3-7种急慢性传染病(主要是急性)的同时袭击和反复肆虐(见表4)。再次，常年流行与周期性大暴发相伴随。这点可以从上述霍乱疫情的流行镜像中窥知一二。

　　民国时期安徽的传染病流行除具有普遍性特质之外，还体现了一定的地方特殊性，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清末以来疫情险恶、死亡率极高的鼠疫在安徽基本表现为散发或局部小流行状态，感染者相对少见。据安徽卫生处的统计，在1931-1945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安徽的鼠疫患者共有11224人，与其他的法定指定传染病相比患者最少，且差距较大[10]19-20。另有官方资料显示，民国23年度(1934年7月—1935年6月)安徽各县鼠疫患者共计330人，只占九种法定传染病患者总数(55726人)的0.59%;该年度安徽各公安专局(包括省会、芜湖、蚌埠、大通、正阳、屯溪、临淮诸局)辖境内鼠疫感染者只有1人，仅占九种传染病患者总数(1313人)的0.76‰[11]137-139。据国民政府内政部报告，民国21年(1932年)安徽各县无鼠疫流行之记录(见表2)。卫生署(部)关于1939-1947年全国十二种传染病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长达9年的时段里，安徽竟无一例鼠疫病者[12]。因时代局限这其中固然存在统计舛讹错漏之处，但应该不致有太大的偏差，符合民国时期鼠疫在全国的流行线路，“综观历年各种传染病流布情形……鼠疫限于东南之闽、浙、赣、粤、滇西及东北数省。”[13]348

　　第二，寄生虫病猖獗，并因安徽南北地理位置的差异表现出相对不同的流布轨迹。著名公共卫生学家、近代卫生防疫事业奠基人金宝善曾将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钩虫病称作“寄生虫病中的四大家族”[14]67。民国时期，“四大家族”在安徽大地上活动猖獗，尤以前三者为剧。这其中，除疟疾全省普发，黑热病与血吸虫病(即日本住血吸虫病)的流布则表现出一定的南北差异。1923年，美国人Young氏在病例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皖北的亳县、涡阳、宿县、灵璧、泗县、太和、阜阳、蒙城、颍上、凤台、怀远、五河、寿县、凤阳等14个县为黑热病流行地区[15]262。此后，《申报》多次报道皖北黑热病疫情，通告“长淮上下游一带，几无县无之”[16]，“皖北各地流行一种黑热病，传染极其迅速，蔓延既广，死亡日多”[17]的严峻现实。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也曾将“安徽北部”列为“最为常见”的黑热病分布区之一，并“鉴于苏北及皖北一带，该病流行甚盛，为图根本扑灭及研讨该病之传染途径起见……设立黑热病研究队，从事于调查及研究工作。”[18]20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前，黑热病是本省淮北诸县的主要传染病之一。”[19]12与北部黑热病流行“交相辉映”的是南部(这里包括江淮、皖江和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恣肆。1941年，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许邦宪、吴松据安徽已有“芜湖、安庆、繁昌、无为、宁国、合肥、巢县、大通、宿松”等地血吸虫病人报告的既知事实，推断“安徽省本病分布情形”应该不限于“病例报告甚多”之“芜湖附近”“安庆”“巢湖附近”三大流行区，“据地理上之推测，恐皖南全部有本病”[20]556。其言并非耸人听闻，早在几年之前(1937年)，应歙县绩溪铁路沿线工作人员的要求，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曾派人赴“歙县之桂林、竦口，绩溪县之霞间，宁国县之胡乐司”四处，对当地流行甚剧的腹胀病进行调查，并“断定……患者为住血虫病”[21]573-578。可见，说其时安徽南部全境都在经受血吸虫病的侵蚀并不为过。较诸黑热病与血吸虫病分布上相对的地域差异性，“疟疾在吾国为分布最广之疾病，长江沿岸各省区，以地域及气候之关系，每年必有是症发生。”[22]2631931年特大水灾后，“因水灾之关系，难民群集，加之剿匪军人自南方带来疟疾……长江一带疟疾加重。”[23]364安徽境内疟疾的流行也呈现出了大体相同的时空态势，之后“1936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花园口决堤，造成淮北地区连年水灾频发，蚊虫大量孳生，加之战争环境下人口流动性大等因素，致疟疾在全省连年大流行”[24]236，以致省府不免有“本省疟疾流行极盛”[25]17之慨。民国时期，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等寄生虫病在安徽数病齐发，并呈现一定的南北差异，这种现象除江苏省，其他诸省并不多见。

　　三、民国时期安徽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影响

　　传染病“危险之程度不亚于匪火，实等于洪水猛兽”[26]27。民国时期它在安徽地区的流行，造成了地方民众心理的恐慌和人口的大量死亡，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加剧了农村的衰败，使本已萧条凋敝的当地社会雪上加霜。

　　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大流行时，人们心理上必然会受到震怵且随着疫情的蔓延而加深。1926年夏《申报》在报道安徽各地的霍乱疫情时，多次强调“人民无不栗栗危惧”[27]，“绅界恐慌异常”[28]，“一人有病，全家不易逃脱……地方异常畏惧”[29]。由此不难看出其时传染病给安徽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慌。大量的人口死亡更是不可避免。请看当时关于安徽疫情惊心动魄的新闻报道———“传染甚速，死者不计其数”[30];“死亡确属骇人已极”[28];“流行剧烈，死亡甚多”[31];“患者已逾万人，死亡率惊人”[32];“传染日速，死亡相继，为数颇堪惊人”[33]。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很容易就能让人对传染病给其时安徽人口造成的大量死亡产生一种感性的认知。而官方关于传染病的患死统计更为此提供了一份理性佐证(见表4、表5)。据表4，我们看到民国23年度在安徽有传染病患死统计的30个县中，25个县传染病患者死亡率达到10%以上，19个县达到20%以上，17个县达到30%以上，9个县达到40%以上，5个县达到50%以上，平均患者死亡率为32.72%。据表5，在长达15年(1931-1945)的历史跨度中，安徽的传染病患者死亡率都达到了10%以上，甚或高达30%，平均20%左右。以上数字或者只反映了一个大体的平均的传染病患死态势，或者仅反映了某个传染病一般流行年的情况，还不能投射某个特殊时段或特殊地点疫情大流行大爆发的镜像，比如，1925年，安庆“霍乱大流行……每日发病约在二百人以上，死亡率达百分之五十”。1929年，安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发生……传染近千人，死亡率达百分之四十”[34]67。1932年全国性霍乱大流行时，安徽省的患者死亡率达到36.2%，高于同期江苏、江西、湖南、四川、山东、河南、陕西、浙江、广东、云南、甘肃、青海、察哈尔诸省[18]15。以黑热病和血吸虫病为透视点，我们更能看到民国时期传染病的流行蔓延给安徽地方社会经济和民众生存状态所带来的极大破坏。其时业内人士指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概为土壤膏腴，灌溉便利之处。一经本虫侵犯，居民逐渐死亡，尤以壮丁儿童为甚。吾人试往流行本病较烈之区观察。村落相望，而人口稀少，住民多面黄骨立，腹大肌瘦，土地虽肥沃有加，而良田任其荒芜，蔓草滋生，渐成废墟。”[20]558安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情景确实印证了上述论点。前述1937年中央卫生实验处人员曾指出，歙县绩溪铁路沿线腹胀病(被断定为血吸虫病)患者“95%为男性，男性中90%为农人，年龄中以11岁至40岁者占多数。”[21]578正因血吸虫病的感染群体多为青壮年男性劳力，其流行区农村的残破不堪就不难想象了。仅歙县、绩溪，“自太平天国时期以来，遭受血吸虫病危害而毁灭的村庄有33个，倒塌房屋有3905幢。从绩溪杨溪到歙县富堨沿途50公里的田地大部荒芜。”[35]7贵池一地，“1927-1931年因血吸虫病死亡者9000余人，房屋倒塌千幢，田地荒芜万亩。”[36]就安徽总体而言，“据建国初32个流行县、市回顾性调查资料统计，全省流行区1949年前因血吸虫病流行而毁掉的村庄有363个，倒塌房屋17806幢(间)，田园荒废近4700公顷，全家死绝的有1909户，数十个村庄变成了‘罗汉’村、寡妇村。”[24]461关于黑热病，民国时期业内人士也曾揭示，“病者面黄肌瘦，以为地方贫困营养不足之故，殊不知更有黑热病从中作祟乎，以贫困之人民，兼以有病之身体，欲求其生产增加，而达于地方繁盛之境，必不可得。”[37]因此，对于“灾侵之后，人民生计维艰，大都营养不足”的皖北而言，由苏北“乃乘虚而入”[17]的黑热病会使皖北社会更加凋敝。“据50年代初普查普治中的回顾性调查资料，民国30年(1941年)前后，泗县斜路郭庄原有110户，其中101户有黑热病病人，为逃避病魔举家外迁的有40余户，全村死于黑热病的计120人……民众得了黑热病，多无钱医治，故30年代和40年代皖北地区广泛流传‘得了黑热病，倾家荡产丢性命’的民谣。”[24]234以黑热病和血吸虫病为重要构成的各种传染病，对安徽民众健康安居和地方社会经济生活的残害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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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安徽的连年疫情，不过是全国疫灾图景的一隅呈现。一方面，它们充当了其时安徽民众乃至中华民族健康的重要杀手，“我国死亡率之增高……大都因传染病盛行所致”，无疑使本已凋敝的惶惶民生悲苦不堪。另一方面，因“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为预防传染病之唯一办法”[38]26，故连年疫情的荼毒，又刺激了清末肇端的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成为促进包括安徽在内以卫生防疫为核心事务的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一个时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