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出版回顾
发布时间：2019-12-03
[ 摘 要 ] 天文科普图书是天文科普工作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天文科普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此外，一定时期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质量和数量，也能够衡量一个国家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本文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总结这一时期天文科普图书出版的利弊得失。这对于促进我国当代天文科普图书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科普事业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关键词 ] 新中国 文革 天文学 科普图书 出版史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80% 的中国人是文盲和半文盲，新中国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 [1]。当时，国内出版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类图书数量也不多，据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数字显示：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所藏 1911 年到 1949 年 9 月出版的各类中文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仅有 13 659 种。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频繁，许多天文工作者虽然编著了天文图书，但是能够顺利出版发行的并不多。比如，陈遵妫花了两年多时间收集了中国古代天文史料，编写出《中国天文发达史》，准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幸由于战乱，书稿遗失。解放区的天文科普图书出版工作也在艰难中前行，例如，1949 年，坚白创作的《天空的秘密》在唐山的冀南新华书店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在 1943 年写成的，因为当时忙于作战、忙于反扫荡，这本书没有出版的机会。在《天空的秘密》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地方和军队的干部、中学生、高小学生、工人职员如能在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一点天空的常识，起些破坏迷信的作用，作者就认为可以自慰了。”这也是作者对天文科普图书作用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出版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领域。但 “研究那些经常被当作次要物和衍生物而遭抛弃的文体，如回忆录……教科书、普及读物和译作 , 对于理解知识和科学如何一代代、一处处传下去是至关重要的”[2]。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时期，我国老百姓接触天文知识的途径还不够丰富、不够多元，天文科普图书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天文科普图书是面向公众普及天文科学知识的传统载体，非常重要。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天文科普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的研究，从一个比较新的视角折射出我国天文科普教育的历程。
1 时代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为我国科技和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国的科普事业也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1949 年 11 月 1 日，文化部设立科学普及局，承担领导和管理全国科普的职责。新中国此时百废待兴，科普的宗旨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对人民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教育。由于当时民众的教育基础较差，科普工作主要采取讲座、展览、幻灯放映等现场交流的方式。出版的天文科普图书也多为浅显的常识性小册子，如《地球靠什么维系着》《为啥劝咱用阳历》《太阳和太阳系》等。1949 年 10 月，中国天文学会还专门成立“大众天文社”，开展天文普及活动。
1950 年 8 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李四光担任全国科联主席、梁希担任全国科普主席。1951 年 10 月，文化部科学普及局撤销，科普职能转由全国科普全权负责。从此，全国科普(1950 年 8 月— 1958 年 9 月)成为科普工作的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这一时期的许多天文科普图书都由其所属的全国科普出版社出版发行。原有的社会科普力量(如中国科学社)也逐渐并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民国时期活跃的天文学家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余青松赴美国，高平子、沈璿前往台湾，张云定居香港。更多的天文学家，比如张钰哲、李珩、戴文赛等人，继续推动着新中国天文事业不断发展。1952 年 8 月，原中山大学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文专业合并，在南京大学成立天文系，培养了大批天文专业研究人员和科普人才。
1953 年 4 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工作领导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文件。1956 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1956 —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形成“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科技发展模式。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科普高潮，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种类也达到历史新高。
1957 年 9 月，北京天文馆正式开放，这是我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的创始人陈遵妫、李元、卞德培都是活跃的天文科普作者。北京天文馆主持发行的《天文爱好者》期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我国唯一的天文科普杂志，为天文知识的普及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8 年 9 月，经党中央批准，全国科普和全国科联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协。从此以后，中国科协成为我国科普的领导力量，进而奠定了以政府主导、中国科协为主体的科普工作模式。
在中苏“蜜月期”结束之后，我国更加强调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主体性。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科普工作的定位也产生了偏差。
工人和农民在科普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科普等同于群众的生产经验、技术革新的推广普及。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普主体，其地位受到质疑，出现了贬低和轻视科学家的倾向。科普的内容由以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实用技术的推广并重转变为以群众性技术革新、技术推广为主。
1960 年 2 月，由于政治原因，张钰哲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声明退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随后的 20 年间，我国几乎完全中断了与西方天文学界的联系。1961 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2 年，周恩来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明确科协的任务是一手抓学术活动，一手抓科学普及。
随着“文革”的爆发，各行各业都遭受了冲击，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科技和科普事业服从于政治。因此，中国科协被解散，各级科协也被取消，整个科普工作陷于“人散、网破、线断”的局面 [3]。
周恩来总理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努力推动图书出版工作的恢复。1971 年 3 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恩来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批判了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并对出版青少年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科普读物、工具书，也作了详细指示 [4]。此后，“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的出版社逐步恢复出书。
2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天文科普图书统计情况
2.1 1949—1966 年天文科普图书统计情况
新中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工作，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蹒跚起步的。据统计，从出版情况来看，我国 1949 —1966 年共出版天文科普图书 272 种。其中，引进苏联科普图书的种数几乎占了三分之一，为 76 种。1958 年以后，以我国创作的本土天文科普图书为主。1961 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以后，我国对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急剧减少。对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数量也非常少，种数分别为 2 种、1 种、1 种、1 种。
对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主要分为以下几套丛书。一是苏联通俗自然科学丛书，比如作家书屋 1951 年出版的《天体上有生命吗》《太阳》(见图 1)、《世界有无起源与末日》等。二是苏联青年科学丛书，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地球和行星》《宇宙的构造》等。三是苏联大众科学丛书，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宇宙是什么构成的》《宇宙间的小物体》《宇宙到底有没有开端》等。四是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丛书，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宇宙》《地球》《天文学·天体照相学》等。
引进出版的苏联天文科普图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了苏联的天文科技成就，鼓励读者树立征服宇宙的信心。比如，《太阳》的封面(见图 2)，鲜红的太阳照耀着地球上的生物，万物生长茂盛。该书重点介绍了关于太阳的几种现代看法，并对太阳研究的前景充满希望，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原子能时代，我们的后代一定能够解决星际交通问题。《宇宙的构造》介绍了月球、日食和月食、火星、流星、太阳、恒星等天体知识，回答了我们怎样知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鼓励读者树立信心，努力揭开星空的秘密。《天文学·天体照相学》则介绍了天文学的分类和天文学的发展史，介绍了苏联的天文学成就，以及天体照相学的知识，书中一些插图就是苏联天文台拍摄的天文照片。
2.2“文革”期间天文科普图书统计情况
“文革”爆发后，我国的科普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科普组织遭到破坏，科普人员被下放、批判，丧失了从事科普的权利，科普事业发展的大好形势戛然而止，教训是惨痛的。 “文革”期间，许多出版机构被合并或撤销，一些天文科普图书被作为“封、资、修”的 “毒草”被禁止销售甚至销毁。从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来看，我国“文革”期间共出版天文科普图书 28 种。其中，引进科普图书的种数为 7 种。从国别看，苏联为 3 种，英国为 2 种，瑞典为 1 种，波兰为 1 种。在极“左” 思潮的影响下，天文科普图书的前言、后记中搞所谓的“突出政治”“配合现实斗争”，导致天文科普图书的科学性与趣味性大大降低，面目全非。
“文革”期间，中国科技工作者也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展了一些天文科普活动。比如， 1972 年 9 月，李四光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要求，收集了有关地质科学的资料，出版了《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在这本科普读物中，李四光引用了大量的天文、地质、古生物等方面的资料，阐述了地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见解。
3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天文科普图书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出版社选题的依据并不是市场需求，而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一些出版社出现了选题重复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的浪费。除此之外，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至 “文革”结束天文科普图书在出版方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3.1 天文科普图书的出版注重引导舆论
不仅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具有舆论引导的功能，图书也具有舆论引导的功能，而且图书出版对舆论引导的效果更加持久。无疑，天文科普图书也有引导舆论的作用。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及其传播，摧毁了中世纪的神学“地心说”，因此引发的天文学变革与宇宙观变革被称为 “哥白尼革命”。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天文科普图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天文知识的提高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毋庸讳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科普工作还基本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为扫除封建迷信服务，具有很大的“扫盲”意味。
“文革”期间，受政治斗争的影响，此时出版的天文科普图书，虽然有一些天文史料和科研成果作基础，但是在方法上却局限于用革命领袖的有关语录来诠释和论证天文学相关的科学问题。比如，第一版和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被认定为鼓吹“知识万能” 的“毒草”，遭到猛烈批判，介绍太阳黑子的文章也被曲解 [5]。1970 年，强调“政治正确” 的“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天体史分册，每册均印有 “毛主席语录”。《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史分册还批判了一些宇宙假说。严厉的批判仍然抵挡不过读者的狂热阅读需求。“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突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在科技方面的新成就，强调使科普读物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创造了政治浪潮中科普图书出版的传奇。“文革”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不再一枝独秀，但是品牌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3.2 天文科普图书注重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的培养
“文革”之前，我国出版的天文科普图书，强调为意识形态服务，注重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的培养。例如，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月亮的故事》和《太阳的家庭》等;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食和月食》《宇宙》和《地球》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认识地球》和《认识宇宙》等。这些丛书对于破除人们的迷信思想，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历算历史悠久，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近现代天文学发展上，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悬殊。1970 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年历主要参考苏联和欧美的历书。1970 年，紫金山天文台出版了《1970 年天文年历》，在其序言中写道：“中国天文年历的诞生表明，依赖‘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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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以苏联为主
1949 年 9 月，新中国虽然尚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苏联政府免费赠送了中国 5 000 种俄文版的科技书籍，每种两册。苏联政府赠送中国的俄文版科技类图书，经有关部门选择翻译出版后，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根据李元 1953 年 10 月发表的《新中国的天文工作》一文：新中国成立四年来，我国天文科普的编译出版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苏联通俗天文图书译成中文出版的，已有二十多种，成为广大读者热爱的读物和普及天文的资料，对新中国天文普及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我国天文普及工作者 1950 年 9 月的首都中秋天文展览和 1951 年 2 月兰州西北人民科学馆的天文展览等的最好材料。我国自己出版的通俗天文图书等也有二十多种，大多数作品的质量都较解放前提高了不少。比如，科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的《天文爱好者手册》，由苏联的库利考夫斯基著，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翻译。这本书对推进我国天文教育与科普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此书还多次重印 [7]。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之中，并对唯心论进行批判，是这些翻译出版的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的最大特点。刘孟虎在《通俗天文书籍的现状》中这样评价翻译的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给我们以科学的、系统的关于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发展的知识，帮助我们培养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比如，《宇宙》由阿姆巴楚米扬著、何仙槎翻译。该书介绍了关于宇宙构造的各种观点的发展历程，根据苏联天文学的研究成就，阐明关于宇宙构造的新观点，并对宇宙热寂说和膨胀说进行批判。该书时代特点非常鲜明，还从米丘林生物学说论证了宇宙的生命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引进了苏联天文科幻小说，这些科幻小说大部分与宇航、“外星人”有关，这与苏联是宇航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故乡以及苏联的宇航成就有关。比如， 1956 年和 1958 年我国出版了齐奥尔科夫斯基著的《在月球上》和《在地球之外》两本科幻小说。《在月球上》通过一个小朋友的梦境描写了月球上的景象。《在地球之外》描写了 2017 年的航天旅行，一群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在苏联科学家伊万诺夫的带领下前往太空，环绕地球航行，经月球飞向太阳系的历程。这两本科幻小说还附带有两篇文章，介绍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