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汉绣的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21

　　摘 要: 汉绣是起源于荆州江陵，兴盛于湖北地区、富有鲜明湖北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手工艺之一。它以楚绣为基础，融汇、揉合了南北诸家绣法之长。其主要流行于湖北的荆州、荆门、洪湖、潜江、仙桃、武汉一带，曾与蜀绣、湘绣、苏绣一起并称为“长江流域四大名绣”。荆州境内广泛的桑蚕养殖，丰富的矿植物染料，发达的缫丝织帛手工业，丰厚的文化底蕴，聪慧的手工艺人，高档次的社会需求，造就了楚国丝绸业和刺绣业骄人的成就，这些因素促成了荆沙成为了汉绣的早期发生地。如今，随着沙市绣品厂改制撤销，荆州汉绣又缺乏专业的管理组织，年轻人的学艺时间单调且漫长，汉绣的销售地点分散，同时又面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矛盾等等，汉绣艺术在荆州已经面临濒临失传的困境。荆州汉绣的保护与发展迫在眉睫，政府、高校与传承人群应该联手合作，通过整合资源，增加汉绣传承与发展的保障措施，打造生产与销售的“多元一体”格局，树立汉绣的品牌形象，培养荆州汉绣的传承人群和建立汉绣的数字化博物馆等措施，来努力保护荆州汉绣艺术，让这一古老的艺术重新走向辉煌。

　　关键词: 荆州; 汉绣; 发展策略

　　一、引言

　　汉绣是流传于江汉平原、汉江流域等地的一个地域性绣种，荆州、沙市为汉绣的发源地。荆州是璀璨的楚文化发祥地，也是楚国国都之所在。楚国刺绣与同时期的丝织工艺组合构成了楚文化“六大要素”之一。楚国灭亡后，其刺绣艺术仍在荆楚民间广为流传。

　　晚明时期，刺绣艺术作品成了人们礼俗、戏曲、宗教活动中装饰物品的首选，需求量激增，专职绣工大量涌现，汉绣得以依附于荆楚民俗文化、都市市井文化、宗教文化、演艺文化等在荆沙地区发生和流传。

　　汉绣的创作题材十分自由、广泛。艺人们可以将各种自然物象和生活事象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转化为具体的图纹，借以表达独特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汉绣的工序流程一般为“一画、二绣、三收拾”。汉绣的创作理念则为“花无正果，热闹为先”，设图造型源于自然，又不拘于自然形态，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汉绣的针法精巧繁复，据考据多达四五十余种，如“铺垫绣”“锦织绣”“钉盘绣”“绕结绣”等针法。汉绣底面多以红、藏青等深色为主，以红、黄、蓝、白、黑五原色为主，杂以其他混合色，通过块面分层破色的处理方法来达到富丽堂皇、热闹喜庆的效果。

　　汉绣与两千多年前的“楚绣”有着密切的关联。汉绣的实用性、艺术性和灵活性又使得汉绣艺术具有显著的平民化特征。它吸纳、借鉴、融合了国画、浮雕等诸多民间工艺美术技巧，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研究价值、欣赏价值、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如今，曾在荆沙盛极一时的汉绣处境濒危，掌握汉绣技艺的老艺人屈指可数，汉绣的自然传承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与创新如何有效融合从而促进保护、传承，促使汉绣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是各级政府、高校和传承人群都应认真思考、并携手共谋的责任与担当。

　　二、荆州汉绣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何为汉绣? 汉绣是一种起源于荆州、沙市，兴盛于湖北地区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具有浓厚的荆楚文化特色。它以楚绣为基础，融汇、揉合了南北诸家绣法之长。汉绣主要流行于湖北的荆州、荆门、洪湖、潜江、仙桃、武汉一带，曾与蜀绣、湘绣、苏绣一起并称为“长江流域四大名绣”，2008 年汉绣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荆州之地，种桑养蚕，缫丝织帛历史悠久，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广植桑林，养蚕业很盛。《管子·小匡》记载: 楚国曾“贡丝于周室”，可见楚国当时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蚕丝产地。据《礼记·王制》载: “南海( 即云梦) 有羽翮、曾青、丹干焉”，楚国有丰富的矿植物染料。从出土的实物中得知，楚国当年设有“织室”“中织室”等专门机构管理丝织手工业等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缫丝织帛技术已为列国之首。缫丝染织技艺的兴旺，为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促进了刺绣业的飞速发展。屈原曾在《楚辞》中对当时的服饰绣品有大量描述: “翡帷翠帐，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篡组绮缟，结琦璜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1] 20 世纪 80 年代，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数十件保存较好的衣服、衾被、锦绣，这些出土的丝绣珍品为我们提供了楚地刺绣技术的真实面貌，它们技艺精巧，纹样瑰丽，构思新颖独特，充分展示了楚国织绣的高超水平和审美情趣，堪比“地下丝绸宝库”。楚国刺绣在中国刺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楚国腹地的湖北、湖南的刺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9 - 61

　　沙市有句民谚: “陈丝如烂草”，说的是有机质的丝织品在自然状况下很难长期保存。楚国灭亡后，曾在楚国宫廷和官宦群中盛行一时，构图精美、针法奇巧、但成本昂贵的“楚绣”织品便难得一见了。直至明清时代，与“楚绣”关系深厚的汉绣才在荆楚大地上兴盛起来。千百年来，生长在同一块荆楚大地上的汉绣与“楚绣”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渊源，由于“陈丝如烂草”，缺乏文字记载等原因，已很难考查。但有专家学者从构图、纹样、针法、色彩等方面对比古代之“楚绣”与近现代之汉绣，试图从今日之汉绣破解古代“楚绣”的一些信息，希望借以领略余韵悠长的楚风，可以说，同在荆楚大地上生长起来的汉绣与古代“楚绣”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和渊源关系。

　　沙市至唐代时已发展成“三楚名镇”，成为长江中游一个重要的水路码头，“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据清代王百川的《沙市志略》明代中叶以后，“天津、沙市、西安等城市，商业手工业也都逐步地发展起来”。明清时期，荆州的种桑养蚕仍很普遍，有的地方还有专门的养蚕“基地”，沙市有“前、后桑园”。荆沙的丝绸织纺业十分兴旺，《荆州府志》载: “布帛之属，方文绫《唐书·地理志》: 江陵府土贡…… 罗纱( 土丝所织，著衣甚轻，宜夏) ，绢、绞、纺绸、绵绸……通海缎，捻抽茧”。又据《东方杂志·沙市》载，直到民国初年，沙市“手工业最有名者: 荆缎织纺。此种织坊采用本地所产之丝……称曰‘荆缎’……亦荆沙一重要出品”。

　　明清时期，沙市庙戏会戏极多，仅沙市可供演出的场所就有“九宫”“十八庙”“十三帮 ( 商会会馆) ”，还有家庭堂会。清代不仅有常住的荆河戏“三元班”“泰寿班”、汉剧“太和班”“同乐班”等，还有不少外来戏班。沙市是“天天有戏，六腊不停”; “酬神名庙常多戏，唯有祭辰锣不开”。寺庙的大量存在，需要大量的绣花帐帷幡幢，桌围椅披，蒲团坐垫; 大量戏班的存在，更是需要大量的绣花戏衣;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百姓对婚嫁礼仪绣品的需求。民间分散的以自产自用为主的绣品加工，根本无法满足市场对绣品用量和质量的需求，商品绣作自然而兴，绣花作坊和绣花店也应运而生，顾客对绣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也促使刺绣艺人们不断提高和改进刺绣技艺。长期在荆沙民间流传的刺绣技术经一代代刺绣艺人的不懈努力，构图设计更加奇巧精美，色彩更加瑰丽丰满，针法更加丰富精妙，最终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汉绣，因荆沙为汉绣的早期发生地，故民间也曾称荆沙汉绣为“荆绣”。

　　随着戏曲艺术由荆沙流向武汉，汉绣也流传到了武汉，并在那里生根，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据《中国戏曲志·湖北卷》载: “荆绣戏衣比汉绣戏衣的历史更为悠久，在针法上保持了战国刺绣遗风，如人字针、辫字针等。”[3]荆沙不少刺绣老艺人及其先辈大多从事戏衣制作。沙市一位老荆河戏艺人手中保留着一幅沙市古老郎庙遗留下来的桌围，红缎底，用钉线绣，上沿为双狮抢绣球，中间为象托宝瓶、“连升三级”，周边有蟠桃树等图案，十分精美，是一幅传世百年以上十分珍贵典型的荆沙汉绣作品。

　　清末民国时期，沙市的绣业仍很兴旺，沙市丝线街一带比较知名的绸缎铺有“徐万源”“九和”，丝线铺有“张义盛”“王兴记”“杜记”，有“聚咏染料店”，有李祥盛绣店、李长顺绣铺、李万源绣局、祝源兴绣店。直到建国前夕，著名汉绣艺人李玉山、李银杰、祝敏福、张继良、沈斌盛等都在沙市丝线街一带开有绣花铺。他们主要承接城乡居民民间婚嫁绣品，戏衣、宗教用品，民间大件绣活等。旧时在荆沙，与绣花店铺的专职绣工同时存在的还有城镇乡村中大量擅长刺绣的少女村姑，她们的绣品多为自用的手巾、鞋面、鞋垫、兜肚、枕头、围裙、小儿衣帽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沙市几家知名的老绣铺为主组成了合作社，并培养了绣工 70 多人，主要生产戏服、枕套、被面、帐帘等。1956 年，合作社改建为沙市绣品厂，70 年代有职工 160 多人。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该厂生产的具有浓郁荆楚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刺绣产品不单畅销国内，还远销欧美、中东、日本等地，该厂也培养出了张先松、余承云、代登秀、兰绮华等一批图样设计及刺绣能手。20 世纪 90 年代，沙市绣品厂改制撤销，老职工退休，青年人改行。现在在沙市仅剩一家小型家庭作坊继续从事绣品生产。而汉绣艺人张先松则一直没有停下汉绣研究的脚步，不单设计出了一批优秀的画稿，更有一批汉绣作品问世，还撰写了不少汉绣理论文章，目前他在沙市中山公园开班授徒，培养汉绣接班人，颇有成效。

　　三、荆州汉绣的艺术特色

　　( 一) 汉绣的针法和配色

　　汉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其色彩鲜明富丽、线条挺拔分明、造型生动拙朴、绣功奔放粗犷、气氛祥和热烈、针法规范灵巧，其专于装饰、充满世俗风情的特点在中国刺绣行业中自成一格。其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粗”“俗”“满”“奇”。

　　汉绣的针法。汉绣用针讲究铺、平、织、间、压、缆、掺、盘、套、垫、扣，以“平金夹绣”为表现特色，分层破色、层次分明、对比强烈。绣品纹样形象丰满、色彩富丽堂皇，呈现出热闹、喜庆气氛。绣品还可以枝上生花，花上生叶，叶上再出枝，以浑厚、富丽的色彩，充分再现“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思想。[4]38 - 41

　　汉绣的配色。汉绣色彩的选用也极为考究，选色以民间纯朴的配色方法为主。在绣花鸟时，多以红色系与绿色系的鲜明对比为主题，辅以紫色、蓝色、绛色、灰色等颜色[5]; 绣人物则把常用色分为“上五彩”“中五彩”“下五彩”三大类，按所绣人物的地位分别配色，表现出极强的阶层性和社会性，体现出粗犷、豪放、鲜明的人物形象。汉绣配色多以重色为主，或大红大绿，或大红大紫，颜色艳丽多彩，给人艳而不俗、明快清新的感觉。汉绣的配色艺术使之成为丰富多彩的艺术百花园中一朵靓丽的奇葩。

　　( 二) 汉绣的楚文化内涵

　　汉绣诞生于荆楚大地，源于楚绣，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楚地文化元素，以楚文化内涵来充实自身，形成自身特点，因而汉绣的楚文化特色十分鲜明。汉绣的发展与楚地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楚地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来的杰作。

　　汉绣绣品的配色。汉绣配色与楚艺术色彩观是一脉相承的，都追求热闹明艳、多姿多彩的效果，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注和热忱。楚人尚赤，可能与崇拜火神祝融的原始信仰有关，也可能是取用方便，亦或是视觉效果的选择，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力量和情感冲动。

　　汉绣绣品的图案。汉绣素以“龙凤呈祥”“莲生贵子”等吉祥图案为主，龙凤更是汉绣制品的首选图案，这或许与楚人的凤鸟崇拜相关。

　　汉绣绣品的民俗信仰。汉绣绣品所蕴含的民俗信仰与楚人的生命意志力紧密相联。汉绣的表现题材及纹样、图案造型多以湖北风俗事象为主，其有关麒麟、龙凤的汉绣图案均与楚地民间的祖先信仰及巫术祭祀活动密切相关，都是人们崇尚神灵、祭奉神灵的结果。同时，其图案造型也多受楚地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的制约，如蝶恋花母题图案、鲤鱼跳龙门、鸳鸯戏荷等都已成为固定的模式样板。

　　( 三) 沙市汉绣与楚绣的联系与区别

　　汉绣虽兴盛于明清时期，但其形成的确切历史时间上限尚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昔日辉煌的楚绣与今日之汉绣一定有着深厚的渊源。

　　楚绣，亦称楚地刺绣，即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刺绣。可以说，战国中晚期的楚地刺绣在中国刺绣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楚绣与楚国丝织技艺一起构成了楚文化的“六大要素”之一。在湖北马山一号等楚墓中发掘出土的绣品，其绣工精美，纹样华丽，构思设计大胆诡谲，为荆楚地区汉绣的渊源辨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在出土的楚绣实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针法繁多，但以辫子股绣、平绣、钉线绣和环编绣等为主，它们与汉绣的主要针法颇为相似，具体如汉绣的齐针绣与楚绣的平绣，汉绣的环针与楚绣中的辫子股绣和环编绣，汉绣的钉金绣与楚绣的钉线绣等。楚绣与汉绣同属楚地，汉绣确实是在继承传统绣技的基础上，经过一代代绣工们口传心授、不断发展，才形成了具有浓烈楚文化风格的刺绣图案纹样和色彩搭配技巧。至今，虽已时隔两千多年，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当今汉绣绣品中捕捉到鲜明的楚绣文化特色，楚风所及，余韵悠长，汉绣以其鲜明的个性、强烈的本土艺术感染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其突出的特征。[6]50 - 53

　　四、荆州汉绣遭遇的发展困境

　　刺绣艺术一直伴随着物质经济基础、相关发展政策的优劣迂回向前，但从未消亡。[7]190 - 192 1943 年，汉口绣花街毁于战火，这是武汉汉绣史上遭受的首次重创。汉口汉绣事业的衰败，也必然会波及沙市的汉绣发展。沙市后来历经“文革”及现代工业发展的危机，沙市市绣品厂倒闭，大批设计师、绣工下岗，导致沙市的汉绣产业一蹶不振，从此走向衰落，汉绣这门古老而富有生机的艺术形式也面临着失传的危机。直到 2008 年荆楚传统民俗技艺———汉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才重新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也使得汉绣这一传统民间艺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如今汉绣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 一) 汉绣的自然传承模式面临挑战

　　一直以来，汉绣技艺都是以传统的自然传承方式为主，但是在现今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滋养汉绣的原始环境已随着精神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而改变。单一的、传统的自然传承模式日益显露出其不足之处，汉绣的生存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汉绣诞生于中国早期的农业社会，以手工作坊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当时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爱好的，因而发展良好。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机器大生产已经普遍代替了手工劳动，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汉绣要想在此种环境中生存发展就必须适时调整，做出改变。

　　( 二) 汉绣的销售地点分散，且都是小作坊经营

　　沙市的汉绣传人张先松先生自沙市市绣品厂退休后，就一直在沙市中山公园里的中山纪念堂经营汉绣工作室。工作室深居中山公园中心，地处偏僻，少有人问津。除非顾客特意听说或者专程前来拜访，否则根本不可能得知这一非遗瑰宝。2017 年，工作室辗转搬迁至中山公园的松涛阁，虽然工作室地方相比之前宽敞了一些，但与张先松先生在汉绣方面的成就和贡献相比，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他提供的待遇和场地非常不匹配。

　　( 三) 汉绣绣品完成时间长，而且辨识度不高

　　汉绣绣品完成时间长，辨识度不高，不易形成集聚效应，因而很难打开汉绣销售市场，吸引顾客前来采购。同时，“伪汉绣”产品充斥汉绣市场，而大部分顾客并不具备专门知识，因而真假难辨，难免造成负面影响。武汉纺织大学的冯泽民教授曾对武汉汉绣市场进行调查，发现目前武汉市场上的汉绣绣品七成是“伪汉绣”，正宗汉绣仅三成。[8]且相当一部分本地人士都不知“汉绣”为何物，有的甚至将其误认为是“汉秀剧场”，由此推测汉绣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沙市知名度都较低。这一现状致使汉绣难以打开销售市场，更难以形成品牌效应。此外，在现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汉绣产值低下也是其一大尴尬。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武汉汉绣产业年销售额不到 500 万元，与苏绣的 10 亿多元、湘绣的 4 亿多元相距甚远。[9]沙市的年销售额就更低了，根本谈不上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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