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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加强舆情动员建设研究

发布时间:2019-09-10

  摘要:舆情动员,是国防动员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舆情动员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产业发展不均衡、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舆情动员能力的整体提升。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出发,对新形势下舆情动员的建设、管理和发展进行研究,提出了舆情动员建设的总体思路,制定了方法措施,规范了程序标准,有效解决了当前我国舆情动员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促进舆情动员工作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发展。

新形势下加强舆情动员建设研究

  关键词:舆情 动员 建设

  一、引 言

  舆情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应对战争,依据其战略意图和军事任务,综合运用各种传媒和信息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神激励和意志凝聚,以影响军民信念、情绪和态度,争取有利的舆情环境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在新的形势下,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舆情动员作为国防动员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中作用日益突出[1] 。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我国在舆情动员所涉及的基建、科技、人才等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流媒体对社会舆情的影响力日渐深远,信息技术和舆情管控领域人才丰富,舆情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相关法规体系也日趋完善。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舆情动员目前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见图2)。

  一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舆情动员相比其他领域的战争动员,涉及领域和参与单位更多,各领域之间、军地各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和协同工作的要求更高。目前,我国涉军舆情的引导工作和管控工作是分开进行的。舆情引导,主要由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共同组织,通过中央级媒体开展工作。舆情管控则采取“归口+属地”的管理模式,即媒体由地方政府的归口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综合来看,这两种机构相对分离,难以实施行政资源上的优化配置和专业力量上的系统整合,舆情动员所涉及的传媒、舆情监控、通信等各领域相对独立,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机制,相互之间关系难协调,既影响舆情动员建设效益,也影响舆情动员实施效果[2] 。

  二是舆情动员专门型人才短缺。舆情动员是一门交叉型、跨学科的专业领域,需要大量具备新闻传播、社会舆情、国防动员领域专业知识和较强组织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尽管我国信息技术领域及舆情管控领域具有一定的人才基础,但在开展动员所需的舆情动员专门型人才仍存在巨大的缺口。有数据显示,作为舆情动员重要岗位之一——舆情分析师,目前人员缺口就达150万至200万人(见图1)。同时,人才专业背景狭窄是舆情动员人才建设面临的另一大难题。舆情动员领域人才或从新闻、宣传、舆情相关领域人员转型而来,或由动员领域人员开展舆情相关工作组成。舆情动员没有专门的培养学科,缺乏专有的训练体系和培训机构[3] 。

  三是支柱产业发展不够均衡。传媒产业和舆情产业为舆情动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随着网络新兴媒体、自媒体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拥有舆情引导能力的媒体资源呈离散化分布,在资源统计和征召、舆情实施以及复员的各个环节都面临着更多的管理困难,适用于网络、新媒体等法律法规体系和管控机制建设的滞后,互联网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缺乏全面有效的监管[4] 。无价值信息泛滥、谣言传播广泛、 “水军”左右舆情、“网络审判”和“人肉搜索”盛行,使得舆情动员在准备和实施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我国舆情产业监测和研究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业务涵盖了舆情监测、分析、应对等产业各个环节,但广泛存在着产品和服务类型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处于低质量、粗放型的发展初级阶段,舆情产业对舆情动员的供给能力仍不理想。

  四是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专项少,系统性差。目前,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以及政策性和规范性文件等各类法律法规中,尚无一部专门针对舆情动员工作的法规。对舆情动员相关工作的规定,大多集中于媒体监管领域,且分散于其他相关法规之中。二是层次低,效力不足。涉及舆情动员相关内容的法规,大多是部门法规,行业规定、暂行办法占据了大多数,法律效力不强,且多是监管事件发生后的产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现象比较突出。

  二、舆情动员建设的总体思路

  新形势下加强舆情动员建设,应当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点讲话精神为指导,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从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实际出发,适应新形势下舆情动员建设的特点规律,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军民融合为主线,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加强舆情动员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信息化条件下舆情动员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保障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舆情支撑[5] 。

  1.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舆情动员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关系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舆情动员建设各项工作中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舆情动员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

  2. 坚持科技支撑。把提高科技水平作为舆情动员建设的着力点,不断强化技术研发、装备更新,积极探索适应科技发展的动员手段和方法,将科技因素融入舆情动员的各阶段和各领域中,为信息化条件下的舆情动员建设打好技术基础。

  3. 坚持全局筹划。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加强对舆情动员建设的宏观指导和整体设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打破条块分割,破除制度障碍,加强统筹协调,突出重点环节,调动党政军群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舆情动员建设的合力。

  4. 坚持军民融合。发挥国家在舆情动员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打通军民两大体系之间交流渠道,加强资源共用、协同协作和成果共享,充分发挥军地双方各自特长,将军民兼容、合建共用、彼此渗透、互利共赢融入到舆情动员建设的各领域、各阶段。

  三、对策措施

  加强舆情动员建设,应当科学总结我国舆情动员建设实践,参考借鉴国外有益做法,重点在健全体制机制、完善力量体系、夯实动员基础、完善法规体系上下功夫。

  1. 健全领导体制

  根据我国国防动员实施分层动员的组织机构模式,结合舆情动员的自身特点,在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以及相关单位设置舆情动员机构:

  第一,在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中增设“国家舆情动员办公室”。舆情动员办公室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筹划和组织协调舆情动员的领导指挥机构,主要履行下列职能:协调解决舆情动员组织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指导检查舆情动员准备各方面工作;组织实施舆情动员,组织动员保障;领导开展各领域复员活动;主持舆情动员体系建设,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规划舆情动员各领域建设布局;组织起草舆情动员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草拟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国家传媒产业和舆情产业建设提出有关国防要求的建议;组织相关学术和技术研究,制定舆情动员策略等。

  第二,统筹各战区舆情与舆情战力量,设立“战区舆情动员办公室”,设在各战区联合参谋部动员局,编制由战区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相关人员兼任。在平时组织辖区各省(市)办公室开展动员演练,并指导其开展资源统计与储备工作;在开展舆情动员时,依据战区舆情动员需求,指挥战区舆论战力量,协同各省舆情动员力量开展动员活动,属于战役层面谋划和组织协调舆情动员的领导指挥机构。

  第三,在各省(市)、地(市)、县(区)国动委之下增设舆情动员办公室,作为平时对各类舆情传播资源的统计、联络和战时动员、筹措、输送的具体执行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全权负责本级舆情动员工作,调查掌握所辖地区民用舆情信息资源分布,对所辖地区的舆情信息资源规划、布局提出有关国防要求的建议;拟制民用舆情信息资源征用预案;建立舆情动员人才数据库,负责后备人员的征用;组织所辖地区舆情信息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等。

  2. 完善运行机制

  (1)联合工作机制。一是健全联合办公制度。各级舆情动员办公室均由军地双方人员组成,并按照统一的制度和计划,组织开展舆情动员工作。二是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各级舆情动员办公室定期召开由各领域成员单位参加的军地联席会议,协调和处理舆情动员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三是实行混合编组制度。即在舆情动员成员单位所涉的各级政府部门、各行业企事业单位关键环节设置军民混编岗位,由军队系统向其派出常驻联络员,负责传递和协调军地信息动员相关事宜。

  (2)信息共享机制。一是建立供需信息对接制度。军地双方各单位可利用平台,实时发布资源的需求信息和对接供给,由上级部门监督协调,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源的需求提报、对接协调和执行落实。二是建立反馈评估制度。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发布舆情动员的实施效果、各领域的建设进度等反馈信息,以评估动员效果、优化决策,进一步提高舆情动员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3)融合发展机制。一是建立军民融合制度。在装备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集中军地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联合开发、共同使用,实现军地双向互动、同步发展;在人才培养上,充分发挥军地各自教学科研优势,通过委培、专培、征召等多种形式,培养军地两用的复合型舆情动员人才。二是建立行业融合制度。借助舆情动员体系建设,推动舆情动员所涉各领域在设施建设、产品流通、人员使用等各方面进行融合,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势互补和互动发展。

  3. 构建力量体系

  (1)资源统计与联络力量。依托各省(市)、地(市)、县(区)国动委、省军区系统、各类媒体监管归口部门,建立资源统计与联络力量。在舆情动员平时建设中,对媒体资源、网络意见领袖、舆情服务机构、舆情研究院校、网络服务商、大数据服务企业等单位的舆情动员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登记统计调查和编组、训练、演练;在实施舆情动员时,执行与上述舆情资源的沟通联络、任务下达、数据采集、效果评估等任务。

  (2)舆情监测与分析力量。依托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等政府监管部门,百度、360、搜狗等大型互联网企业,拓尔思、红麦舆情、军犬舆情等舆情服务企业,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北京大学舆情管理实验室等舆情监测与研究机构,吸收和整合其他相关机构和资源,建立舆情监测与分析力量,承担舆情监控、舆情与民意分析、舆情危机事件预警、舆情动员策略研究等任务。

  (3)舆情管控与引导力量。依托中央网信办、国家新闻总局、公安部网络舆情部门、国防部新闻事务局等部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以及各省(市)、地(市)、县(区)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传媒机构,建立舆情管控与引导力量,在组织实施舆情动员时承担新闻信息发布、国内外舆情引导与危机公关、互联网危害信息管控等任务。

  (4)舆情斗争与攻防力量。依托军队舆情战相关单位,组建舆情斗争与攻防力量。除自身承担舆情攻防等舆情战本职任务外,在舆情动员方面承担平时组织承办舆情动员训练演练、急时战时协同其他力量开展对内舆情管控与舆情引导、对外开展国际舆情动员等任务。

  (5)技术研发与保障力量。依托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四大电信运营商,百度、新浪、拓尔斯等掌握舆情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中科院软件研究所等网络信息技术研究机构,建立技术研发与保障力量。在动员准备和动员实施期间,为舆情动员提供舆情大数据分析、舆情动员所需软硬件产品、设施、技术研发等任务。

  4. 夯实舆情动员基础

  (1)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充分挖掘现有军地新闻、宣传、广电、网络和国防动员领域人才资源,依照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科学设置选拔标准,充实舆情动员各领域的力量。二是依托具有专业研究性质的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开办舆情动员人才培训班,面向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电信运营商、大型互联网企业等涉及舆情动员关键岗位招生,针对舆情动员相关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培训。三是针对薄弱环节规范舆情分析师教育培训体系,统一行业资质考试和评定机制,扩充舆情分析从业者质量和数量。四是进一步扩大地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招生数量,增加舆情动员基础学科人才数量[6] 。

  (2)创新技术及手段。首先,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政策鼓励、资金倾斜和优化竞争等途径,进一步强化院校、研究所、企业科研部门等军地相关科研单位在舆情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处理、人工智能应用和网络安全防护等舆情动员所涉关键领域的技术开发和科研创新。其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上述各项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在舆情动员领域装备化和实战化应用,加快舆情动员指挥平台、信息共享平台、高级网络舆情分析和侦查预警系统等科技装备的搭建和部署进程,并不断通过演练和实战改进和优化系统,提高各平台和系统的相互兼容性、操作便捷性和使用可靠性[7] 。再次,依据传播媒介的发展特点和舆情受众对媒体信息、传播形式的兴趣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舆情动员策略,改进舆情引导的方式方法,创新舆情动员技术和手段,尤其注重动员手段在自媒体、融媒体等平台的实战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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