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坡居儋”对旅游形塑的意义
发布时间：2019-07-24
摘要: 东坡谪居对儋州有着深远的影响，具含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由是，儋州具备“东坡居儋”的文化意涵，由其 “往昔感”构成“乡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间的“中间景观”。由之可推导出“把握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形塑东坡居儋氛围”三个以“东坡居儋”为主的旅游形塑原则。
关键词: 东坡; 儋州; 人文地理; 旅游形塑
引 言
无论古今，人生不如意皆十常八九，在生活压力下都可能会产生“离开”的念头，“离开”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归隐、独处、山水行旅、到访乐园，甚至戴上耳机独自听段音乐都是某种形式的“离开”。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在《逃避主义》一书中说: “一个人受到压迫的时候，或是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一定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迁往他处，我也曾如此。”[1]15段义孚的主张可适用在大多数人身上，但东坡却有另一种不同层次的哲思。当东坡被贬谪到天涯海角的儋州时，他没有逃避苦难，反而是迎向苦难，故清代温汝能说道:
东坡谪居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酒尽米竭，时见于诗歌。至僦官舍数椽，复遭迫逐，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此元符己卯间事也。是诗之作，应在此时，迹其迁谪景况，盖比渊明穷困为甚。而处之泰然，啸咏自得，则又千载一辙。[2]东坡面临“尽卖”“酒尽米竭”“迫逐”“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的生活窘境，可是却能 “处之泰然，啸咏自得”。在压迫生命中展现心灵的超越。由是，“东坡”成为一个典范形象，感动无数人。如王水照先生说:
苏轼算不得擅长抽象思辨的哲学家，但他通过诗词文所表达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几位前贤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来，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3]东坡以其人格特质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在他一生中谪居游宦多处，儋州与黄州、惠州同被自举为重要经历，故“东坡居儋”是其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构成分之一。而要探讨东坡的哲学、文学、人格特质，就无法排除儋州这个场域。即东坡以文学与人格描绘出文化历史中的美丽风景，引人向往，但这道人文风景并非完全抽象难以捉摸，而是可以结合地景进行把握，将文学与人格落实在儋州这块土地立说。
这就是观看“东坡居儋”的另一面: 人文与地景的会通。而东坡居儋时面对苦难不逃避，呈现出的超越旷达样貌，反而让“东坡居儋”形象成为万世百代的心灵归乡，儋州也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梦土。
东坡居儋逾 920 年，其形象深植人心。对此已有许多的讨论与研究。这些丰硕的成果已经将东坡居儋时期的文学创作、哲学理念、活动行迹等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而东坡的影响甚至远及韩国。[4]本论文以既有前行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逃避主义”为思考起点，将“东坡居儋”视为一个景观，探讨其在旅行上的意义。首先探讨东坡居儋时对儋州的形塑; 其次，探讨“东坡居儋”隐含的“中间景观”特质; 最后，探究“东坡居儋”在旅游上的意义。
一、东坡对儋州的形塑
东坡谪居海南儋州的苦难遭遇，笔者于《苦难的诗意化———东坡居儋的书写与接受》中对此有过叙述。文中曾探析东坡通过诗意心灵将苦难转化为超旷。[5]此处并不再重复论述，而是进一步从苦难转化为超旷的过程中离析出“分离”“融入”到“改造”的不同层次。
( 一) 文化的分离
我们有必要讨论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相关问题，因为苏东坡居于岭海时期大量和陶，必然是因为二者有相同之处。“苏轼之所以引陶渊明为同调，是因为陶诗兼有向往归隐、赞美田园和关心现实的双重内涵。”[6]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差异。
人们往往借由走出城市、接近自然，来返归质朴。陶渊明“归去来兮”的安适便是此种典范。但是，一般认为“自然”与“文化”似乎是光谱的两端，两者之间虽没有一个标准或绝对判断值的界线，但仍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
不过同样是走向自然，东坡与陶潜却有明显不同，陶潜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田园闲适自得。但东坡居儋的生命实存情境则是相当艰辛，如他在《书海南风土》一文中提道:
岭南 天 气 卑 湿，地 气 蒸 溽，而 海 南 为 甚。夏 秋 之 交，物 无 不 腐 坏 者。人 非 金 石，其 何能久。[7]2275 岭南的“卑湿”“蒸溽”天气已然令人难受，海南又是岭南之最。潮湿、暑热的交迫，在考验着东坡这位异乡人。除了天气难耐，贬谪的穷苦又是另一道难关。《与程秀才三首》中云: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7]1628 东坡居儋时，无肉、无药、无房、无友、冬冷夏热，这让他走向自然之路显得艰苦。他与陶潜虽都是走向自然，东坡多了被贬谪的心理挫折，以及海南岛的特殊环境。
由东坡与陶潜对自然的感受不同，即可对应段义孚所说的“文化无处不在”，自然与文化并非光谱两端，即便是原始的采集狩猎者也“几乎完全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当中”[1]27 。也就是自然世界虽然真实存在，但人们眼中的自然世界却是被文化所形塑。自然世界如此，原始部落、六朝柴桑、宋代儋州也都是不离观看者的文化眼光。
陶潜与东坡不同，陶潜是归田园居，回到熟悉的地方，那是他的家乡，是在为五斗米折腰时心心念念的梦土，加上陶潜颇有家业，生活无虞。故躬耕南山，不但逃离了官场生活，更逃向陶潜自身文化眼光中一种 “更澄清的生活”[1]29 。东坡则不同，他是被迫离开习以为常的生活场域，贬居到陌生的海南。来自环境与心理的压力让他想要逃避，但四面环海的岛屿有如牢笼，如他在《试笔自书》中就说道: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 “何时得出此岛耶?”[7]2549 《与王敏仲》云: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7]1695 这时的自然与乡村不是厌倦文明的遁逃地，反而是他更亟欲逃离的所在，甚至已有埋骨之念。因为南海之滨，已经是海角天涯，逃无可逃，这时候东坡的还能逃向哪呢?
以此时的东坡对比陶潜，可以看到一种逃避思维上特色: 官场不顺，想要逃向自然，但必须是符合己身文化眼光的自然。一旦自然与自身主体文化迥异，那就不是逃避，而是另一场挑战，或是另一个逃避的起点。东坡虽然觉得海南居住穷苦，但他没有选择逃避，或是说被贬谪的他没有逃避的选项，只能正面迎向这个艰困的生活，这也正符合东坡的性格。
( 二) 自然的改造
东坡没有逃避与己身生命惯习扞格不入的海南的风土，他展现出超旷的精神人格来面对，如唐玲玲、周伟民云:
苏轼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格，处厄运时，思想没有崩溃，并善于使自己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自我超脱，让自己领悟到生的希望，敢于超然地面对人生。在海南岛的生活，与以前黄州生活比较更加艰苦。处于这一境地，他也能自如地让自己的精神从绝境中摆脱出来。[8]东坡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人格范型，就在于遇到困境超脱、放旷的人格特质，展现出“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态度。然而东坡不只是心理层面的坦然，他更企图，将这个自然改造成符合己身文化的世界。东坡在海南兴农讲学，都是对海南进行改造形塑。如东坡在《和陶劝农六首》诗序中云:
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9]这是试图对海南饮食习惯进行改造。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原文风引入海南，如《儋县志》卷十三《选举志序》即云:
吾儋自苏文忠公开化，一时州中人士，王、杜则经术称贤，应朝廷之征聘; 符、赵则科名济美，标琼海之先声。[10]儋州县志将东坡视为海南文风的开端，结合清代戴肇辰《重修东坡书院并修泂酌亭记》来看:
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11]其中“讲学明道”是东坡的改造方式，“教化日兴”“人文之盛”则是改造结果，东坡对海南文风起了积极作用，而且是影响深远。这时的海南儋州就被赋予了另一层文化意义。
由是，东坡的儋州生涯从苦难提升转化至融会，不仅是儋州进入东坡的生命，成就了他所称的“平生功业”; 儋州更吸纳了东坡，成为文治之乡。李景新在论述东坡居儋功业时说: “东坡先生的流风余韵不仅未泯，而且愈趋具有活力。今天的儋州市，仍是海南文化格局的重要板块。儋州市成为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并非偶然，因为这块地方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这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苏东坡的流风余韵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东坡先生流风余韵不仅在儋州没有泯灭，在今天的整个海南也仍然濡染着学术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滋乳着还在求学路途中的莘莘学子们。”[12]有力说明了“东坡居儋”的影响，也显示出东坡与这块土地的紧密联系。
二、“东坡居儋”的中间景观特质
以上扼要说明了东坡与海南儋州的关系，这是儋州重要的人文内涵成素，然此一内涵是不能与儋州的土地分割的，是与儋州土地融为一体。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形塑，让儋州不再只是海角天涯，或仅是地图上的某一个点，而是带有历史文化光辉之所在。
由是，儋州在“城市/乡村”“文化/自然”的光谱中，出现微妙的变化。儋州虽已相当现代化，可是若较之北、上、广、深等沿海城市，仍是偏向于光谱的另一头。然而，如果儋州是个普通乡村或未开发的荒原，那么在旅游地图上就不会特别亮眼，可是儋州却有着与其他乡村不同的特质———“东坡居儋”。东坡从文化分离的苦难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他以己身文化改造海南儋州。“东坡居儋”之后，儋州就在实存山水的自然与乡里小城之外，被赋予了千年历史文化内涵，这也是儋州人文地理景观的主要特征。这与迪士尼乐园有一点相似，段义孚说道:
二十世纪游乐园的典范是迪士尼主题公园，它是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凭借现代的高科技，迪士尼乐园能够制造出奇幻的世界。迪士尼乐园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不在关注今天，而是钟情于神秘莫测的往昔和光辉灿烂的未来。[1]34 - 35迪士尼的成功在于挪借美丽童话以及迪士尼自己的想象创造，塑造出“神秘莫测的往昔感”和“光辉灿烂的未来感”，这对于游人有着无比吸引力。而儋州虽然不是充满未来感的高度现代化都市，但“东坡居儋” 的历史文化就是“往昔感”的一种。它不必天马行空地想象，它就是建立在这块土地的过往之上。所以儋州的“往昔感”只能在当地呈现，无法于他处复制。如杨万里到访儋州时就作《登载酒堂》诗云: “先生无地隐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13]5 ，这就是行旅儋州，脚踏东坡足迹的兴发，是必须走到此地才会拥有的念想。图 1 东坡笠屐图
总之，“东坡居儋”作为“中间景观”主要有两层意义: 其一，儋州原本是个蛮荒地、居儋也是件苦事，但今日儋州已非东坡谪贬时期的蛮荒，却又未成为高度开发城市，游人到此，可以轻松地体会或探访东坡初到时的自然风色; 其二，儋州保留了乡村的自然淳厚，但却同时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游人到此，不需要进到学院内修习厚实的理论基础，就能在人文地景中兴发感动，遥契千年文化。
结 语
本文从东坡谪居儋州论起，探讨东坡对儋州的改造与影响，并由此进一步探“东坡居儋”所隐含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由于儋州具备“东坡居儋”的文化意涵与往昔感，因此构成“乡村/城市”“自然/文化”的 “中间景观”，吸引着古今游人。最后，推导出“把握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形塑东坡居儋氛围”等三个以“东坡居儋”为主的旅游形塑原则。
但这并不是说儋州只能发展东坡相关的主题旅游，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无论是一个人的人生或一个城市的未来要取得非凡成就，本就没有单一路径，也并非只能设定一个狭隘的目标。以城市而言，其成就可以来自经济发展、或文化深酝、或风色绝美、或旅游昌盛、或医疗进步、或高端教育等，当然也可以兼而成之。因此，无论是慷慨陈词或娟娟细语，只要论述陷入独断、排他，都会略显偏狭，终非究竟义，唯有兼容并蓄，以众志成城之势，方能逐步改变。故本文的目的仅在提供以“东坡”为旅游发展计划时的一点论述基础与参考面向。
参考文献:
[1]段义孚. 逃避主义[M]. 周尚意，译. 台北: 立绪文化，2006.
[2]温谦山. 和陶合笺[M]. 上海: 扫叶山房( 石印) ，1925: 7a.
[3]王水照. 苏轼论稿[M]. 台北: 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 69.
[4]庄逸云. 简论韩国古代诗话对苏轼的接受[J].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5，22( 6) : 10 - 14.
[5]郑柏彦. 苦难的诗意化———东坡居儋的书写与接受[C]/ /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海南省儋州文化研究会. 儋州，2017.
[6]郭世轩. 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J]. 琼州学院学报，2016，23( 1) : 15 - 24.
[7]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8]唐玲玲，周伟民. 苏轼思想研究[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2004: 172.
[9]苏轼. 苏轼诗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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